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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莎莉看不见，”强森断然附和，决定一不做二不休，“阿穆也看不见。”

“谁是阿穆？”

“她的助理。”

拉克斯摩尔的微笑仍然宽容和蔼。他也一样，据说，看见的是整个树林，而不是一棵棵树。“把你自己的问题反过来想吧，强尼，我想你就会得到你自己的答案。如果巴拿马没有什么值得反抗的事，为什么会有地下的巴拿马反抗运动？为什么那些秘密的异议团体——不是地痞流氓，强尼，而是有钱又关心社会的阶层——会在一旁等待，除非他们知道自己在等待的是什么？为什么渔民要闹事？——强尼，机灵的人从来不敢低估海里来浪里去的那些人。为什么巴拿马总统安插在运河管理局里的人，公开说的是一套政策，可是秘密约会簿里显示的又是另一套？为什么他表面上过的是一种生活，在水面下过的又是另一种生活，藏起他的踪迹，在不该有社交活动的时间，拨冗接见伪装的日本港务长？为什么那些学生不罢手？他们在空气里嗅到了什么？他们在小咖啡馆和小舞厅里又听到什么样的耳语？为什么每个人嘴里都不停出现‘出卖’这两个字？”

“我不知道。”强森说。他最近观察到，送经他主子办公桌上的巴拿马原始情报日益增多，让他越来越困惑。

然而强森并不是对所有事情都很清楚——至少对拉克斯摩尔那些鼓舞人心的情报并不清楚。每当拉克斯摩尔着手准备他那著名的一页摘要，以提交给他神秘的规划与执行者时，他首先会要求从限阅层级最高的档案库里调来一大叠档案，然后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直到完成文件为止——强森曾经偷偷看过一眼调来的档案，全是过往的事件，例如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和现在与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一点关系也没有。

拉克斯摩尔把强森当成一块共鸣板。强森学到，有些人没有听众在场，就无法思考。

“强尼，这是像我们这样的情报人员最难插手的事：事情还没有动静，就掀起人为的狂涛巨浪；事情还没有传开，民意就来了。看看伊朗和什叶派，看看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纷争，看看‘重建政策’77和邪恶帝国的崩溃，看看萨达姆，我们最好的客户之一。强尼，谁预见这些事会发生来着？谁看到这些事像乌云在地平线聚集成形？不是我们。看看加尔铁里和福克兰群岛事件的爆发，我的天哪。一次又一次，我们庞大的情报榔头足以粉碎所有的坚果，只除了一个：人类的谜团。”他用以往的速度踱步，每个步伐都非常夸张。“可是我们现在想打碎的就是这个，这一回我们可以抢得先机。我们监听整个集市。我们掌握了群众的情绪，他们潜意识的进程，他们潜藏的起火点。我们可以先发制人，我们可以打败历史。埋伏——”

他一把抓起电话，速度之快，让它几乎连响的时间都没有。只是打来的是他的妻子，问他上班前是不是又把她车子的钥匙塞进他的口袋里了。拉克斯摩尔简洁地认错，挂掉电话，拉拉外套衣摆，再次开始踱步。

他们选择杰夫的地方，因为班恩·哈特利说要用那个地方，毕竟杰夫是班恩·哈特利的傀儡，虽然两人都觉得对此应该审慎地保持缄默。况且选择杰夫的地方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是杰夫的点子。就某种意义而言，最初拟订游戏计划的是杰夫·卡文狄胥，然后班恩·哈特利说他妈的，就做吧。班恩·哈特利的遣词用字就是这样：身为伟大的英国传媒巨子，麾下有无数个心惊胆战的记者，他对自己的母语有着出于本能的厌恶。

是卡文狄胥点燃了哈特利的想像力（如果他真有想像力的话）；是卡文狄胥敲定了和拉克斯摩尔的买卖，鼓励他，支持他的预算和利己主义；卡文狄胥也是在哈特利的应许下，在国会附近的昂贵餐厅举行最初的小型午餐会和非正式的简报，游说那些该游说的议员（虽然不提哈特利的名字），打开地图，让他们知道那个该死的地方在哪里，以及运河的走向，因为他们大半的人都搞不清楚；卡文狄胥在城里和石油公司偷偷敲响警钟，拥抱那些低能的保守右派，这对他来说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只要讨好那些怀抱帝国梦想、痛恨欧洲、痛恨黑人、仇视外国、迷失心灵又缺乏教育的孩子们就成了。

是卡文狄胥在选战的危急存亡时刻召来邪灵，让凤凰从保守党的灰烬里展翅飞起，扭转战局；他穿着那套直到今日仍嫌太大、闪闪发亮的战袍，用不同的语言、相同的高亢语气对反对党说——别担心，先生小姐们，你们不需要反对任何事，或采取任何立场，只要低下头，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摇晃忠贞的大英航船，即使它的航向偏斜到错误的方向，在疯子掌舵下，漏水漏得像个沥水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