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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吸了一口气：“人们找到他的时候，尸体穿着制服。”

他蹙起眉头：“可您不是说，他在经济作战部工作吗？”

“是德国空军的军装，”我说道，“他和飞行员都是。”

“您确定？”

“在越南当海军陆战队员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叫托尼・比安科。他现在任职中央情报局，在我们的伦敦大使馆工作。他们这些人的工作就是尽可能了解消息。当时，我在跟国防部方面交涉的时候碰到了些麻烦，关于玛尔提诺和那架飞机的情况，他们几乎什么都不提供。”

“您的朋友于是帮您去查了，是吗？”

“结果发现了些新情况。报纸上的报道说，那架阿拉多隶属于敌机航空队。可是就连这一点也存疑。”

“怎么讲？”

“敌机航空队的飞机都有英国皇家空军的圆形标志，但是这一架呢，还是德国空军的徽记。”

“您是说，从官方渠道没法获知更多消息了是吗？”

“完全没办法。虽然这事看起来有点荒唐，可是玛尔提诺和那架飞机的事情到现在还被标记为战争时期的机密。”

老人皱起了眉头：“这都过去四十年了啊？”

“不止呢，”我说，“去年我调查的时候也碰到过这类事情。直接碰了一鼻子灰，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发现，玛尔提诺在一九四四年一月被授予了杰出服务勋章，但是他的荣誉当中，只有这一枚勋章没有列出任何颁发原因。他干了什么才会获得这枚勋章，完全不得而知。”

“可那是军事勋章，而且等级还很高呢，玛尔提诺不是作战人员啊。”

“显然，在某种特殊情况之下，平民也是有资格的，不过这些事情真就跟三年前我在牛津调查时听到的一个故事对应上了。马克斯・库贝尔，那个核物理学家，他在牛津大学做了许多年教授，是玛尔提诺的朋友。”

“我确实听过这个名字，”库伦说，“德裔犹太人，成功跑出来，没被纳粹送进集中营，是吧？”

“他一九七三年死了，”我说，“不过我设法访问到了一位老人，他在牛津念书时，这位老人给他当了三十多年的男仆。他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德国大举进攻、直接导致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时候，盖世太保跑到库贝尔在德国弗赖堡的家里逮捕了他。弗赖堡就在德法边境不远的地方。还来了一个党卫军军官，负责押他去柏林。”

“然后呢？”

“老人家叫霍华德，他说，库贝尔许多年前提到过，那个党卫军军官就是玛尔提诺。”

“您相信他吗？”

“当时不相信。他都九十一岁那么大年纪了，但是您总得记住玛尔提诺的身份背景啊。很显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想，他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德国人。语言也好，家庭背景也罢，都不是问题。”

库伦点点头：“就是说，从最近的新发现来看，您更倾向于相信这个故事喽？”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想了。”我耸耸肩，“毫无头绪。就比方说玛尔提诺和泽西群岛吧，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来过这个地方。而在他死后五个月，这座岛才从纳粹手里夺回来。”我一口吞掉剩下的威士忌，“玛尔提诺的亲戚都不在人世了，这一点我了解，因为他根本就没结过婚。那么，您提到的这位德雷顿医生，究竟又是何方神圣呢？有一点我能想到，这小子肯定跟国防部有什么联系，他们才会把尸体安排给他处置。”

“很有道理。”库伦教士又给我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除了一件事。”

“哪件？”

“这个德雷顿医生，”他说，“不是个小子——不是‘他’，而是‘她’。准确地讲，是萨拉・德雷顿医生。”他举杯致意，然后一口饮下了酒。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大雨瓢泼，库伦不得不抬高声调，他的爱尔兰口音也更浓了几分。他在法衣外面罩了一件深色袍子，其中一位殡葬人员站在他后面，为他撑伞。只有一个人来吊唁。萨拉・德雷顿站在墓坑的另一端，她的身后也有个殡葬人为她撑伞。

她看起来不是四十八就是五十岁，可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她已经六十了。她身形瘦小，修饰得体，穿着两件套的黑色正装，戴着一顶礼帽。她的头发很短，精心打理过，发色已是灰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她都算不上漂亮——嘴巴太大，颧骨太宽，眼睛又是褐色——然而她的面庞是那样出众，一看就是经历过极度跌宕起伏的人生，却仍带有异乎寻常的沉静气质的人。若是擦肩而过，我定会回头瞥上她一眼，她就是这样的女人。

她完全不曾注意到我。我一直站在树荫下，尽管有伞，还是沾了一身的潮气。库伦主持完仪式，走到她身边，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她吻了他的面颊，转身走向教堂。殡葬人员陪在她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