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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冲着他笑了笑，试着问他的妈妈在哪里。可他没有回答。于是我坐到了他的身旁，伸出手轻轻地搂住了他。他靠在我的肩膀上，既没有掉眼泪也没有颤抖，只是身体显得异常的沉重。不一会儿，我觉得他大概睡着了，便把他放平，爬回我自己的毛毯上去了。

第二天，我们一家三口被分配到了一所愿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的酒店里。我环顾四周，想要去找那个男孩，让他和我们一同前往，可就是寻不到他的踪影。我们总共在那家酒店里住了两周，直到我们姐妹俩在开普敦附近的一个小镇的面包房里找到了新的工作，才从酒店里搬了出去。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这份工作可比做用人要好多了。面包房还有自己的幼儿园，所以我每天早晨都可以带着苏珊一起来上班。

事后，一群美国人来到了南非，想要寻找所谓的“第四个幸存儿”。一名自称是调查员的男子（我猜他应该不是赏金猎手）找到了我和布希，并询问我们是否曾在社区中心里看到过一个形单影只的孩子。他对这个孩子的描述正好和我在第一夜里看到的那个孩子相符。不过，我并没有对他说实话。其实，我也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只是打心眼里觉得，那个男孩不被人找到可能会过得更好些。很明显，这个“调查员”看出了我在隐瞒些什么。但无论他如何逼问，我还是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一直保持着缄默态度。

也许，他并不是他们要找的男孩。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而且，当时那个男孩也没有告诉过我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