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我曾经的思念（第4/18页）

这么说，过得不幸福的也许只有我一个。大概是家族遗传下来的贵族血统起了作用，我在生活中喜欢追求奢华和排场。我后来爱上了一位和我妹妹一起工作的瑞典籍模特，并和她结了婚，但终归因为性格不合，在结婚六年后还是以分手告终。母亲活着的时候，我还老老实实地在家乡待着，她去世以后我就托一位读书时的同学帮忙，跑到瑞典谋生来了。也许是娶过一个瑞典女子的原因吧，我的瑞典语和英语都说得不错，干起律师这行后，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来自这个语言圈子里的朋友。

虽然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正式职业是律师，但我有位出版界的朋友还是经常委托我写些东西。在他的要求下，我一口气写了好几本书。我写了我们家族没落的经过，写了关于纳粹和希特勒的一些旧事，也写了许多在波兰生活时的故事。由于当年瑞典所受的战乱不多，我写的内容还很受当地人的欢迎。那几本书当时的销量很可观，因此瑞典皇家笔会还吸收我当了会员。由于我德语、英语和瑞典语三种语言的听说读写都没有问题，我写的书不用专人翻译也能同时在这些国家出版。虽说还算不上有多高的知名度，但收入很不错。也许因为妹妹和前妻都当过模特，加上我当律师时的经历，我对模特这个行业比较熟悉，因此我才专门到罗马去，并在那里认识了这位松崎玲王奈小姐。

2

一九九六年初，我又被一个全新的题材所吸引，为此我开始四处收集创作素材。这个课题就是人脑的研究开发。我写作的目的在于从这项世界最尖端的科研项目中寻找题材，并把这些研究成果改写成普通人容易理解的文章，再在一本叫做《瑞典百态》的杂志上以连载的方式发表。

一九九○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名为“人脑十年研究规划”的决议，批准投入大量资金资助美国科学家从事对人类大脑功能的研究。据说此项研究至今仅美国就耗资十亿美元以上。欧盟得知这个动向后也不甘落后，仿效美国开始了名为“欧盟大脑研究十年规划”的庞大研究计划。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世界各国都已经争相把这项研究列入各自的科研课题。

我之所以对这项研究成果感兴趣，是由于我听说，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合作最为密切的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不过因为瑞典国内并没有给该小组拨出足够的研究经费，他们所取得的成果自然无法和美国科学家们同日而语。

据说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小组的研究独辟蹊径，不同于以往仅仅采取物理方法对人脑进行的研究分析，而是同时在分子生物学、遗传基因工程、免疫学这三个学科齐头并进，相互配合展开研究。因此他们从世界各国邀请了许多这三个领域中的顶尖人才到斯德哥尔摩来。篇幅所限，这个话题无法在这里一一加以详述，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看看《瑞典百态》这本杂志中我写的报道，或者等我近期的有关著作出版后参照阅读。

我在这里想写的是围绕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个奇迹。那是我读过《人物》杂志上有关玲王奈小姐的报道后的第三天，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瑞典百态》杂志编辑部突然接到一个读者的电话。那天正巧我也在编辑部，有人告诉我有位读者找我。拿起话筒一听，里面竟传来几句美式英语。这声音怎么听都觉得很熟悉，但我一时愣愣地想不起来，这说话声和我听惯的瑞典人的英语语调完全不同。

“这个电话是国外来的长途，麻烦你请海因里希·冯·伦道夫先生接电话。我是读过贵刊有关人脑十年研究规划报道的一名读者。”

听得出对方带有美国西海岸一带的口音，是一位沉稳的中年女士。她的语速相当快，语气中有着北欧人所欠缺的爽朗和热情。我实在想不出电话是谁打来的，因为我根本没想到我写的这些呆板的报道文章居然还能吸引女性读者。

“我就是海因里希·冯·伦道夫。请问我能帮你什么？”

没想到对方的话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哎呀，太好了！我是你的老朋友，你还记得我吗？”

对方几乎喊出声来，我听了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你还记得十年前的事吗？在罗马R宾馆的咖啡厅，我们一起边喝边聊过许多事。我就是那位模特啊！”

我一时愣住了，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听到这边好久不说话，对方似乎觉得我很难记得起她是谁，于是又接着说道：“也许你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也难怪。我的名字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