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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麻里开始来往，是在小学三年级的秋天。

如果问我为什么是在这个不上不下的时期，我也说不出明确的理由。硬要说的话，就是我们上的小学只有奇数学年才能换班，我们一、二年级的时候在不同的班级，所以彼此不认识……这应该算得上一个理由吧？

后来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成了同班同学，但记忆中，第一学期我和麻里并没有一起玩过。我们本就是截然相反的性格，平时鲜少有交集。

我从小喜欢看书画画，也就是所谓内向的孩子。

我不喜欢出风头，也不擅长和一大群朋友一起嬉戏，沉默的时候，只是人群中一个不起眼的少女——当时的我，在周围人眼里大抵就是这种印象吧。虽然不见得是否定，但要说会被爽快地肯定，恐怕也不尽然。

而麻里不同，她就是沉默不语，也一样耀眼。

不管什么事，她都会积极提出主张，休息时间不是在教室后面手舞足蹈，像表演歌谣秀一样唱歌，就是大大咧咧地跟男生扭打在一起。这些我说什么都学不来的事，在她却只当等闲。而和我典型的日本人的平淡五官相比，麻里长相也引人注目，灵动的双眼皮，吊梢眼，像小猫一样可爱。

让我和麻里走到一起的，是像项链般挂在脖子上的“钥匙”。

是的，我和麻里都是钥匙儿童。今天的社会对这种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但在当时，这个词特指因为父母都出去工作，很晚才回家，所以拥有家里钥匙的孩子。

我们念小学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时父母都上班的家庭绝对是少数。而且有的家庭有爷爷奶奶，很少需要小学生自己回家开门。可是在我家，爸爸在都心的贸易公司工作，妈妈也在七站地以外的大型百货商店上班，我放学回来的时候，从来没见过他们的影子。爷爷奶奶不和我们同住，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所以直到晚上七点多都是独自一人。

麻里家的情况还要特殊一些，是个没有爸爸的家庭。

不是离婚，也没有过世，爸爸偶尔会回来一趟。后来我才听说（在我家里，这种八卦基本上都是听妈妈说的），她爸爸是个有家室的人，妈妈只是情妇。不过麻里的妈妈也不像是拿着丰厚生活费的金丝雀，她在高中附近的甜品店做今川烧。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和麻里一起玩的那个日子。前面我也说过，那是小学三年级的秋天，当时我正呆呆地坐在小学旁边公园的秋千上。

那天的夕阳特别美。虽然在我的记忆里，那就像拙劣的舞台灯光一样单调乏味，但实际上一定绚丽而耀眼。至少，它美到让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宁可晚回家，也要不错眼珠地眺望着。

“咦，儿岛同学，都五点多了还在玩啊。这可不行哟！”

公园入口突然传来麻里的声音。学校有规定，傍晚五点前必须回家。

那时我和麻里几乎没说过话，所以有点心虚，急忙从秋千架上站起来。我生怕她向老师打小报告。

可是麻里接下来说的话，却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

“哇，夕阳真美……说起来，你试过倒挂在单杠上看夕阳没有？很好玩哦，夕阳会往上升。”

说完，麻里就利落地把裙摆掖进内裤裤口里（这样就成了临时的灯笼裤，防止裙下春光尽泄），飞身扑上秋千旁的单杠，紧接着骨碌往前一翻，垂在背后的长发顿时扫到地面上。与此同时，从胸口飞出一把用毛线串起的钥匙，像项链上的宝石闪闪发光。

（原来加藤同学也是钥匙儿童。）

看到那把钥匙，我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随即攀上她旁边的单杠。我上小学时通常穿长裤，所以不需要临时卷灯笼裤。

我同样来了个杠上前翻，倒挂在单杠上看夕阳。麻里说得没错，沉落的夕阳看起来不断上升，陷入森林的倒影中。

“好玩吧？”

麻里开口的刹那，挂在我脖子上的钥匙也从胸前飞出，重重打在正要张嘴回答的我的门牙上。只听“啪嗒”一声，蹿过一阵剧痛。

我禁不住两手撑地，双腿从单杠上滑落。麻里见状，一个翻身上杠，迅速回到正常姿势，然后跑到我身边。

“儿岛同学，你没事吧？”

“钥匙打到牙齿上了……不知道受伤了没有？”

幸运的是，长出没多久的恒牙完好无损。

“话说回来，你的钥匙真漂亮。我家就这个样儿。”

说着，麻里拿出那把廉价的小钥匙给我看。我家是独栋住宅的钥匙，而她家是公寓的钥匙，但巧合的是，挂钥匙的毛线都是淡紫色。

“我们的颜色一样呢！”

发现了这一点的麻里，莫名地兴奋到当场跳了起来。我也跟着她一起跳，不知道为什么，跳着跳着，我们就面对面拉起了手，像跳集体舞似的滴溜溜转圈。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是很明白，想来是因为找到了同是钥匙儿童的伙伴，我们都很开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