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三十九(2019)

郁知年到三文后,先住进了招待所,先去看了看几年未见的小姨。表妹上了大学,还没有放暑假,郁知年在小姨家吃了午饭,陪小姨聊天。

或许是在宁市和赫市的十年占用他太多的感情,提到郁知年小时候的事,郁知年都觉得恍若隔世。小姨屡次关心郁知年的感情生活,郁知年都含混地糊弄了过去。

次日,郁知年拿着导师找人开的介绍信,去了三文的文化馆。说来也巧,文化馆这天恰好召集了下属的单位,开下半年的宣传会议。三文原本是个县级市,前几年行政规划变动,独立成了地级市,下设三县两区。

文化馆也是近年刚设立的,和郁知年对接的副馆长本身是社会学出身,十分热情地邀请他旁听会议,说能了解一些各县区的文化特色。

会前,郁知年打开副馆长给他的三文年志读,一名和郁知年年龄相仿的、戴着眼镜的男青年走到他身边,试探地问他:“不好意思,请问你是郁知年吗?”

郁知年看着他觉得眼熟,心中浮现出一个名字:“梅齐?”

“真是你啊?”梅齐惊喜道,“我还怕我认错了。”

“你初中走了之后,我们就没见过了吧,”他道,“你怎么在这?”

郁知年简述自己的来因,梅齐告诉郁知年,他大学毕业后,考进了喜平县的县政府,在文化站上班。

喜平虽是个县,但由于交通闭塞,进出不便,最近才通车,民俗风情保留得很好,与三文也不甚相同。

郁知年听梅齐稍作介绍,觉得很感兴趣。

三文的民族志有人曾做过,但喜平没有,他又问了梅齐些问题,生出了去喜平做民族志的想法。

会上,郁知年听各文化站的人讲解着计划,心头跃跃欲试,和梅齐互留了联系方式,晚上便与导师通了个电话。

导师对他的想法很支持,郁知年挂下电话,即刻兴冲冲地筹划起来,着手写一份简单的调查计划,忘我地写到夜里十点多,他接到了杨恪的来电。

杨恪和他简述起诉案的情况,又问他在三文如何。

郁知年有了更感兴趣的新计划,心情振奋,与杨恪分享自己白天在文化馆的经历,以及梅齐口中喜平县的风土人情。

这天杨恪很给他捧场,郁知年不留神高兴得将一整天的事说完了,才发觉自己好像说得太多。

他安静下来,杨恪未觉察到他的变化,问:“你这个项目,打算做多久?”

“预计半年,”郁知年说,“但具体还得等我去了再看。”

杨恪“嗯”了一声,郁知年问他怎么了,他又说没事。

由于喜平的通讯不好,官方的档案储存不是很规范,历史文字资料缺乏,郁知年的计划先留在三文筹备,到七月中旬再去喜平。他一边找了些纸质的资料先行阅读,一边写了一份新的研究计划,还申请到了一些资金。

他在三文重遇了以前的几个同学,也获得了不少帮助,每天都过得充实。

杨恪早晚都会来电问候,由于杨恪的话不多,但又像很不愿意挂电话,最后只好都由郁知年来说。

时间慢慢流逝,郁知年也不知该如何定义他自己和杨恪的关系,只是人似乎变得安心许多。

比起之前在宁市做流动人口的项目时,漂泊无依与挣扎的情绪少了,而真正在做研究的感受多了起来,更专注了一些,也不再惧怕等待杨恪的来电,因为不再是等不到的。

七月初的一天夜里,郁知年和来三文办事的梅齐聚餐,另有另两个文化馆的工作人员。

他们坐在路边的小饭店里,开了几罐啤酒。

梅齐说起郁知年初中时的事,说郁知年是学校里的明星,长得好看,学习也好。几人聊着聊着,打趣起郁知年来,问郁知年是不是找过不少女朋友。

郁知年被他们说得不好意思,手机忽而响起,杨恪给他打了电话。

这天早上,杨恪破天荒没联系他,他还以为杨恪有事在忙,发了消息询问。

接起来后,他听见杨恪那头的背景音异常嘈杂,嘈杂得不像杨恪会待的地方。

“郁知年,”杨恪在那头说,“你没跟我说过三文的火车站人这么多。”

郁知年心跳加速,呆在原地,手里的啤酒罐差点掉在桌子上,过了几秒,他问杨恪:“你在哪?”

“……”杨恪并不生气地反问他,“你说我在哪。”

郁知年急匆匆地和梅齐几人告了别,打了车去车站。

三文的市区很小,十来分钟就到了,郁知年下车,看见许多人从通道里走出来。

最近是三文人祭祖的节日,因此返乡的人格外多。郁知年走到出站口旁,四下张望找杨恪的身影,天早就黑了,出站口灯光不够亮,只能看见提着大包小包的人蜂拥而出,看不清脸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