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语

刚刚放暑假没多久，鹃姨从南部寄来一封长信给妈妈，全信都是谈她的乡居——她的小小的农场和那广大的花圃。信末，她轻描淡写地附一句：

如果小堇过厌了都市生活，而有意换换口味的话，不妨让她趁这个暑假到南部来陪陪寂寞的阿姨。

妈妈看完了信，当时就问我：

“怎么样？小堇，要不要到鹃姨那儿去住几天？”

“再说吧！”我不太热心地说。虽然我久已想去参观参观鹃姨那十分成功的花圃，可是，乡下对我的诱惑力毕竟不很大，主要还是因为端平。到乡下去就不能和端平见面，这是我无法忍耐的；要我整天面对着花和鹃姨，我不相信我会过得很快活，因此，鹃姨的提议就这样轻轻地被我抛置在脑后，再也不去想了。妈妈也没有再提起过，直到我和端平闹翻。

端平是政大外文系四年级的学生，我们相识在去年耶诞节一位同学办的耶诞舞会中。自从那天见面后，我就像是几百年前欠了他的债，如今必须偿还似的。接二连三的约会，每次约会中都夹着争执和怄气。他长得很漂亮：白皙，雅致，修长。他的谈吐风趣而幽默，这些都足以攫住我。但是，他却像是一只不甘愿被捕捉的野兽，我无法用我的力量圈住他。他对付我的那股轻松和满不在乎的劲儿，使我怒不可遏。因而，每次在一起都是不欢而散，事后，我却又渴望着和他再度相聚。

他除了我之外还有好几个女友，这些他并不隐瞒我（这使我更生气）；而我，认识他之后就对任何男子都不发生兴趣了。我希望他只有我一个，但我又不能限制他和别的女孩交往，何况他也没有和我走到可以彼此干涉的那么亲密的地步。我知道我只是他若干女友中的一个，和那些女友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损伤了我的自尊。多少次我下定了决心不理他了，可是，一看到他那洒脱的微笑和黑幽幽的眼睛，我的决心就完全瓦解。就这样，我在他若即若离的态度下颠颠倒倒，弄得脾气暴躁心情恶劣。

这天，我亲眼看到他和一个装束入时的女孩子手挽手地从新生大戏院里走出来。当天晚上，我和他就大吵了一架，发誓再也不要理他，但他满不在乎地和我说“明天见”。当他走了之后，我开始模糊地领悟自己的可悲，我已经在这个感情的困境中陷得太深了！他可以控制我，我却不能控制他……一种要挣扎求生似的念头来到我心中，我立即整理行装，当妈妈问我做什么的时候，我坚决地说：

“到鹃姨那儿去！”

当天的夜车把我载离台北。上车前，我发了一个电报给鹃姨，通知她我抵达的时间。火车在黑暗的原野里疾驰而去。我靠在车厢里，凝视车窗外远远的几点灯火，茫然地想着鹃姨那儿会不会是一个躲避感情的好所在。

列车在早上六点钟抵达楠梓，这儿距高雄只剩下两站路。我提着旅行袋，下了火车，在晨光微曦中走出火车站。站在车站外面，我茫然四顾，不知到鹃姨的农场应该向哪一个方向走。看样子，鹃姨并没有到车站来接我；或者，她根本没有收到我的电报。犹豫中，我正想去问问人看，突然，有一辆台湾最常见的那种三轮板车，停到我的面前。踩着车子的是个戴斗笠的年轻人，他用很标准的国语问我：

“你是不是江小姐？”

“对了！”我说。

“李太太叫我来接你！”

李太太一定指的是鹃姨。我看看那板车，迟疑着是不是要坐上去，那车夫已不耐烦地望着我，指指车子说：

“上来哦！”

我跨上板车，把旅行袋放在车上，自己坐在板车的铁栏杆上。车子立即向前走去。我在晓色中四面眺望，到处都是菜田，绿油油的，新翻的泥土呈灰褐色，暴露在初升旭日之下。板车沿着一条并不太窄的黄土路向南进行，极目看去，这条路好像可以通到世界的尽头。菜田里已经有着早起的农人和农妇在弯着腰工作，低覆着斗笠，赤着脚，好像除了田地外对什么都不关心，车子走过，并没有人抬起头来注视我。

太阳渐渐上升，我戴起了我的大草帽，这在台北最大的帽席店里购买的草帽和那些农人的斗笠真不可同日而语。草帽上缀着塑胶的人造假花——一束玫瑰和一枝铃兰，扎在下巴上的是粉红色的大绸结。乡间的空气是出奇地清新，只是带着浓厚的水肥味道，有些儿刹风景。我奇怪农人们为什么不用化学肥代替水肥。

车子走了半小时，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我望望车夫的背脊，一件已发黄的汗衫，上面并没有汗渍，显然我对他而言是太轻了。我想问他还有多久可以到，但他埋着头踩车，似乎只有踩车子是他唯一的任务，我也就缩口不问了。鹃姨竟然居住在如此荒僻的乡间，使我殊觉不解；一个独身女人，手边还有一点钱，为什么不在城市中定居，而偏偏到乡下来种花养草呢？如果对花草有兴趣，在城市里照样可以弄一个小花园，何苦一定要住在穷乡僻壤里呢？但是，从我有记忆力起，就觉得鹃姨不同于一般女人，自也不能用普通的眼光来衡量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