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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了楼，来到门外的广场，候在那儿的马车都已走了。午休时间过后，街上又热闹起来。我挤入人流，竟迷失了方向，面前是深褐色的院巷，高楼鳞次栉比，眼前一片外凸的阳台。我在街上转来转去，一张张脸从一个个门洞里露出来，都盯着我看，行人也驻足凝视，他们脸上布满那种饱经岁月风霜的神情，都和前面我遇上的那个行乞的女子一样。有些人像那女子一样跟在我身后，一边伸手，一边嘀咕着什么。我想起了那个马车里的意大利乘客，便大声叱责，他们立刻缩回去，身子紧贴在高墙上，眼巴巴看着我走过去，眼里流露出一种难以抑制的自尊，令人不可思议。教堂里的钟声又响作一片，我来到人群拥挤的广场，那里的人们打着手势聊着天，在我这异乡人的眼里，这情景与广场周围那庄严华美的建筑物毫不相称，与那些茫然注视着他们的雕像也不相称，和教堂那直冲云霄的钟声更不相称。

我叫了一辆马车，不大有把握地说了句“桑格莱提别墅”，马车夫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懂，但当他点点头扬鞭策马时我听见了“费所勒”几个字。我们穿行于狭窄拥挤的街道，一路上随着他的吆喝声和马车的叮当声，人群不断地闪过，钟声慢慢地消失，但余音仍在我耳畔回响，然而这庄严嘹亮的钟声，既不是为我这次无足轻重的远行而响，也不是为了这街上人的生活而响，而是为了永恒，为了不朽。

我们爬上漫长弯曲的山路，将佛罗伦萨抛在身后，建筑物也消失在视线之外。周围的一切安静而祥和，那整日对这座城市虎视眈眈的屋墙甚至褐色的土地都不再像先前那么干热了，房屋又焕发出光彩来。或许颜色并不那么亮丽夺目，甚至看不出什么颜色，但太阳的威力散尽之后，余晕照射出的色彩分外柔和，遮天蔽日的柏树在夕阳的余晖映照下墨绿一片。

车夫把马车停在一座高墙耸立、庭院深锁的住宅外，回头对我说了声：“桑格莱提别墅。”我终于到了。

我打了个手势让他等着，便下了车，来到门口，拉了拉墙上的门铃，可以听见里面的铃声。车夫把马车停在路边，然后从车上下来，站在沟渠边，用帽子挥赶着扑面的苍蝇。可怜的马看上去有一些饿了，在车辕间低垂着头，抽动着耳朵，走了这些路之后，它已没有力气到路边去吃青草，而是在一旁打起盹来了。门内没有声音，我又拉了下门铃，这次传来低沉的狗叫声，接着有扇门开了，狗叫声随即清晰起来，能听到一个孩子烦躁的哭声，一个女人呵斥孩子的尖叫声，同时另一边传来走向门口的脚步声，接着是取下门闩的声音和门擦着地下的圆石的声音。门打开了，一位农妇站在我面前，打量我。我边朝她走去，边问：“是桑格莱提别墅吧，艾什利先生在家吗？”

拴在妇人住的小屋边的狗更凶猛地吠叫起来，我面前是条林荫小道，路尽头是那幢别墅，宅门紧闭，毫无生气。狗继续狂叫，孩子也在哭喊，妇人似乎想把我关在门外。她气喘吁吁的，脸的一边有些肿，好像是牙痛，她尽力用披肩压住这半边脸，试图减轻一些疼痛。

我从她面前冲进门去，嘴里重复说着“艾什利先生”。她这才好像刚刚注意到我，很紧张很不安地快速说了几句话，一边还打着手势指着别墅，然后又很快转过头，朝小屋叫喊。这时，一位男子，也许是她丈夫，出现在小屋门口，他的肩膀上还背着个孩子。他先制止住狗叫，然后朝着我走过来，一边问着妻子什么。她继续滔滔不绝地对他说着话，我听到“艾什利”，还有“英国话”，现在又轮到他打量我了，只是他的方式要比那女人好些，比较克制，比较诚恳真挚，而且脸上还有一种关切的表情。他对妻子低语了几句，她便抱着孩子回到小屋门口，坐在那里望着我们，披肩还遮在肿胀的脸颊上。

“我会讲一点英语，先生，”他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我来看艾什利先生，他和夫人在吗？”

他脸上的表情更为关切了，紧张地咽了咽口水，又说道：“你是他儿子吗，先生？”

“不，”我不耐烦地说，“我是他的堂弟，他们在家吗？”

他痛苦地摇着头：“那先生你是从英国来的吧？难道没听到任何消息吗？怎么说呢？真的很惨，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艾什利先生，他三周前过世了。很突然，很令人伤心，一安葬完他，伯爵夫人就关闭了别墅。她走了差不多有两周了，我们不知道她还回不回来。”

狗又叫起来了，他转身去呵斥狗。

我顿时面无血色，呆若木鸡地立在那儿。那男子很同情地望着我，并叫她妻子拉过来一条凳子放在我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