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第2/3页）

早餐店刚开门，我和安德烈是第一对客人。他为我点了一盘鲜果沙拉，一份烤华夫饼加鲜奶油和枫树糖浆。他对侍应生认真交待：鲜果里不要有不够熟的橙片，她不爱吃酸东西；咖啡稍微淡一些，她一夜没睡觉，他稍一迟疑，改正道：干脆，给她一杯无咖啡因的咖啡。牛奶有加乳酶的吗？……太好了，她不适应一般牛奶。

侍应生迅速地瞟我一眼，心想，这男人把这女人惯使得够呛，惯得她讲究得了不得。安德烈为自己点了煎蛋火腿，鲜榨果汁。

就这些，够了吗？侍应生问。

没办法呀，安德烈对传应生微笑，耸耸肩说：美国的早餐里面，绝大部分的花样她都不喜欢。他笑着转向我：我没说错吧？他再转向侍应生：就算她吃，也只有个小鸟胃口！他出声地笑起来，侍应生也笑笑。他为我小心翼翼斟了杯咖啡。我突然想起餐巾，忙以优雅的手势展开它，铺在我的腿上。我心里懊恼自己的不争气：餐桌上的教养老被我忘得如此干净。

餐布是粉红的，那种不必浆熨就一丝不苟的面料。我双手将它拎起，轻轻按了按嘴唇——这样才是和安德烈同坐一张餐桌的女子，才配这枝红玫瑰和一堆饮食上的怪癖。我在飞机上想好的与安德烈分手的话，一句一句退缩。安德烈记着我所有的饮食习惯；我的一切无道理的好恶，都被他当教条来执行。他的两只眼睛是看着他心爱的孩子的。他向外人表示他就这样娇纵这孩子的偏食、任性、无理取闹。他为他自己对这孩子无条件的娇纵而骄傲。

安德烈合上菜单，眼睛看着我把它递还给侍应生。侍应生咕哝着：马上就好，请稍等，人已转身走了好几步。

我忽然说：等一等！

侍应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似乎他原本以为我不会开口却冒出一句他们的语言，他完全没料到。他说：还要添什么别的吗？

我说：把鲜果沙拉去掉。对不起。

安德烈问：为什么。

我想点得太多了，吃不下。

你真觉得吃不下？

我笑着点点头。真实的原因我当然不能说，对于豪华，也容我有个适应过程。在这个季节吃南美运来的鲜果，我得调整一番肠胃。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块钱。我一小时的劳动价值。

我见安德烈有些怀疑，又有些扫兴，便说：这个季节我很少吃水果。

对一些水果过敏？安德烈严肃地看着我。

啊，有点儿过敏，我说，我目光从他担忧的眼睛下溜过。和食物闹别扭是一种娇贵。我过得起敏吗？只有什么都吃得起的人才过敏。在未来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个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诉朋友：请别给她吃这个，她过敏；请别给她碰那个，她过敏……实在很平常的一个女人，“过敏”使她有了特征。

你在笑什么？安德烈停下优雅的刀叉姿势问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我说：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也有对食物过敏的？

当然，他说，我有一个女同事，我们背后叫她波拉克公主（即美国人对波兰人的俚称，有不敬之意）对绝大部分食品都过敏，一块儿出去吃饭，她就点个蔬菜沙拉。她父母阔得要死，为她从小各种过敏付很高的医疗保险。有几次她过敏过得叫救护车！所以你要对什么过敏，千万别强迫自己吃。

我心想：我大概只对价钱昂贵的东西过敏。

我心里有些愧：安德烈多么把我的一切当回事。我伸过手去，握住他搁在桌面上的手。他的夹克搭在我俩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口袋里插着今天的报纸。他一份报通常读三部分：时事头版，运动版和幽默漫画。他读到精彩的幽默故事，会打长途电话讲给我听。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扑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们的手指编织在一起，越编越密。所有的麻烦——便衣福茨给我的麻烦，都很值当。在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么？他问。

没在想什么。我笑一下。

那你没在想什么？他笑起来真明亮：把你没想的告诉我吧。

我笑着避开他。

你肯定想告诉我什么事。他说。

没事。

我就喜欢听你的“没事”。快把你的“没事”讲给我听。

我看着他。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他不想把我们的见面一开头就弄得沉重。我缩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层雕塑般精美的奶油，涂在华夫饼上。它的表层有一个个方形的四处，我尽量让每个小小凹处都填上奶油。烤出一层焦黄的饼一接触奶油立刻发出折磨人的香气。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却仍不慌着下刀。熬得滚热的枫树糖浆从容器里浇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线，线的一端坠入华夫饼的方形凹处。棕红和奶白渐渐溶为一体；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没有比这奶油和糖浆的颜色更赏心悦目的东西了。我尽量矜持，尽量不露痕迹地咽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是第一次进食，似乎咀嚼和吞咽这套动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咽在我食道划下伤口般清晰的轨迹。过分的饥饿使丰富的早餐不那么美味，有些残酷。丰富而残酷的早餐划开一条界线，一边是我清贫的留学生日子，另一边是未来外交官妻子的丰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