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姐姐的丛林（第3/25页）

现在我回想起绢姨开影展的那年冬天，觉得自己的童年，就是在那个季节结束的。

傍晚，妈妈接我从学校回家的时候，我们发现家门居然开着。走进客厅，发现绢姨的房间的门也半开着。从我站的角度，正好可以看到墙上那幅《纽约》，还有爸爸和绢姨。绢姨的脸埋在爸爸的肩头，爸爸的胳膊紧得有些粗暴地搂着她的腰。妈妈从后面捂住我的嘴，她的手上还带着户外的寒气。妈妈在我的耳朵边说：“宝贝，爸爸和绢姨都是出过国的，这在西方只是一种礼节。”妈妈的声音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清澈。她已经很久没叫过我宝贝了。

后来我常常想，还好那个时候，姐姐还没有放学。我不知道后来发生过什么，只知道妈妈还是一如既往地安静，生活不动声色地继续着。绢姨的影展意料之中地成功了。影展开幕的那一天我第一次看到绢姨浓妆的样子，展厅的灯光恰如其分地铺垫着她周围的阴影，我不知道是她还是她的照片征服了我们这个寒冷和荒凉的城市。她穿着深蓝色的唐装上衣和铁锈红的大裙子，她真的很美。我从来都不能否认这个。影展后不久的一天早上，绢姨在早餐桌上对我们说：“安琪，北琪，绢姨要搬出去了。”

“为什么？”姐姐重重地把碗砸在桌上，一声钝响。

“北琪，绢姨有工作。”妈妈把果酱放在桌上，安静地说。

“在家里就不能工作了吗？我不想让你走！”姐姐盯着绢姨，“安琪也不想让你走！对不对，安琪？”姐姐热切地转过了脸。

我低下头的一瞬间，知道妈妈看了我一眼。然后我抬起头，说：“可是绢姨一直都嫌咱们家离暗房太远了呀……”我笑着，如果妈妈没有看我那一眼，我也许不会在一秒钟之内想到这个绝妙的理由。

爸爸笑了：“北琪，你看，安琪比你小六岁呢。”

姐姐扔下筷子，拎起书包，委屈地冲了出去，重重的摔门声让我打了个冷战。妈妈笑笑：“别理她，吃饭。安琪，把牛奶喝完，不可以剩下。”

我喝着牛奶，努力地吞咽着。早上特有的那种像是兑过水的阳光映在玻璃杯的边缘，我听见爸爸喝粥的声音。一切如常，只有我，我成了妈妈的同谋。在一个飘满牛奶、果酱、煎蛋和稀粥香气的早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同谋——科学家管这叫“纳什均衡”。只有姐姐，落入一个不动声色的圈套。她的委屈和愤怒都尴尬地赤裸着，就像一只不断撞击着玻璃窗的飞蛾，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飞不进去。姐姐是无辜的，只有姐姐一个人是无辜的。我不怪妈妈把我拉了进来，我知道她爱爸爸，她叠我们的衣服时永远不会像叠爸爸的衬衣一样认真；可是没有人能代替我忍受那种蜕变的滋味。

晚上姐姐哭了。她做作业的时候突然扔下了笔，然后我就听见她像是来自体内很深的地方的呜咽。我冲下床紧紧地抱住她的后背，她背上的两块骨头一下一下地刺痛着我。“姐姐。”我叫她。“安琪，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帮我把她留下？你讨厌她吗安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只好紧紧地抱她，紧得我自己都觉得累。姐姐的眼泪温润地打在我的手背上。我不怪妈妈，如果姐姐没有伸出指尖，轻轻地把她的泪珠从我的手上抹掉；可是她这样做了，她的手指真凉。

绢姨搬走了。妈妈帮她料理一切可以想到的事情，好像她要走得很远，其实不过是几条街的距离。绢姨走的那天，我跑到她住过的小屋里。墙上还挂着几张照片，真好，《纽约》还在。原来我留恋那张《纽约》胜过留恋绢姨。我还是不怪妈妈，我想明白了，因为我也想让她走。

现在网上和一些时尚杂志里似乎有一种潮流，就是一些年龄其实不大的人们争着为“成长”下定义，争着追悼其实还没远去的青春。“成长”就像一面旗帜，庄严地覆盖着“青春”的遗体。当十九岁的我浏览这些精致的墓志铭时，突然恶俗地问自己：我知道什么是“成长”吗？对于我来说，第一次成长是九年前的事儿了。

二　谭斐

爸爸和绢姨的情节只是花边，我的故事里的爱情从这一节登场。

九月的星期天很暖和。我每周的今天都会带着一身的油彩味去上法语课。从画室里出来的时候我会厌恶地闭一下眼睛，心里想的是：太阳真好。我的同学们有的在睡觉，有的去谈恋爱，用功的出去写生——比起写生，我更喜欢坐在空空的画室的地板上，翻阅一本又一本的画册。指尖和铜版纸接触时有一种华丽得近似于奢侈的触觉。我喜欢夏加尔，喜欢凡·高，喜欢德拉克洛瓦，喜欢拉图尔；不喜欢莫奈，不喜欢拉斐尔，讨厌毕加索，痛恨康定斯基。姐姐的电话有时会在这个时候打来，问我的画、我的法语、我的男朋友。我没有男朋友，在这个城市里我只有一个可以聊天的朋友。不是美术系里那些自以为自己是有权利用下半身说话的艺术家的男孩，是我法语班里的同学。他叫罗辛，喜欢说“他妈的”，最大的梦想是当赛车手，然后有一天死在赛场上，把自己变成烧掉自己赛车的火焰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