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查尔[1]（第3/7页）

（“那个是查克穆尔[12]，看见了吗？它肚子上那个圆的东西是用来放碗的，碗里盛着献祭的心脏，它头上的蝴蝶代表灵魂上升，飞向太阳。”

（“你能把防晒霜拿出来吗，爱德华？我觉得是在那只布包里面，左手边的口袋。”

而他会给她递上防晒霜，又一次被挫败。）

不，她不会是一个合格的祭品，涂不涂防晒霜都一样。他们把人扔下去——或许他们是自愿跳进去的——只是为了祭祀水神，祈愿降下甘霖，确保土壤肥沃。那些溺水的人都是信使，被派去传达对神明的请求的。莎拉必须先得到净化才行，就在泉水之畔，在那座石头砌成的蒸汽浴室里。然后，她会跪倒在他的身前，全身赤裸，一条手臂绕过胸口，摆出顺从的姿势。他加上一些饰物：镶嵌圆形玉牌的纯金项链，饰有羽毛的金发箍。她通常编成一个辫子盘在脑后的头发，会披散下来。他想着她的身体，把它想得更加纤细紧致，带着一种抽象的欲望，尽力把它和莎拉本人区分开来。这是他唯一还能对她燃起的欲念了：他必须把她装扮成别的样子，否则根本无法与她做爱。他想起他们从前的日子，他们结婚之前。他简直就像是和别的女人谈了一场恋爱一样，她曾是如此与众不同。那时候，他将她的身体当作一件圣洁的东西来对待，一只白色与金色相间的圣餐酒杯，要小心翼翼地、轻柔地碰触。而她也喜欢这样；尽管她年长他两岁，经历也丰富得多，但她并不介意他的笨拙和敬畏，她没有嘲笑过他。她为什么变了呢？

有时候他觉得是因为那个孩子，一出生便夭折了的孩子。当时他劝过她，让她马上再生一个，她也同意了，但却一点进展也没有。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们从没商量过。“算了，就这样吧，”她后来在医院里说。一个完美的孩子，医生说；一场离奇的意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她再也没有回去上大学，也不找工作。她待在家里，收拾房间，目光越过他的肩头，看向门口，飘出窗外，好像正在等待什么。

莎拉在他面前低下头，他，穿着最高祭司缀满羽毛的盛装，戴着长鼻獠牙的面具，把用荆棘从自己的舌苔和阴茎上取出的鲜血洒到她的身上。现在，他该把要带给神祇的口信说给她听了。可是他完全想不出要向神祈求些什么。

与此同时，他自忖：把这个做成六年级专项课题的话，会是多好的主意！他可以让学生们搭出神庙的比例模型，把他拍的照片做成幻灯片放给他们看，他会带上墨西哥馅饼和玉米粉蒸肉，来一顿墨西哥风味的午餐，他会让他们用纸浆做成小小的查克穆尔……还有那种球赛，输掉的那一队，队长要被砍头，一定会很受他们的欢迎，他们这个年纪，血气方刚。他能想象自己站在那里，在学生们面前，满腔热情喷薄而出，做手势，摆姿势，示范给他们看，还有他们的回应。但在那之后，他知道他会陷入沮丧。他的专项课题到底算什么呢，不过是电视机的替代品，找点事情好让他们高兴？他们喜欢他，因为他会跳舞给他们看，一个滑稽的木偶，不知疲倦又有点可笑。难怪莎拉看不起他。

爱德华踩灭了烟蒂。他重新把帽子戴上，这是一顶白色的宽边帽，莎拉在市场里给他买的。他原本是想要一顶帽檐更窄一点的帽子，这样他举着望远镜抬头看的时候，帽子不会挡住视线；可她却告诉他，他戴上那种帽子，看起来会像个美国高尔夫球手。一直都在，那种不紧不慢的、高高在上的嘲弄。

他会等上一段时间，待到觉得差不多了；然后他会走回去。

莎拉正在揣测，倘若爱德华恰好去世了的话，自己将如何度过整趟旅程。倒不是她盼着他去死，而是她想不出其他任何让他消失的方式。他无处不在，如同一种气味充满了她的生活；她难以思考或行动，除非是与他有关的事情。所以，她觉得，从头到尾排演一遍他们目前的行程，但是把爱德华移走，从画面之中干净利落地裁掉，这样无伤大雅，而且颇为愉快。但要不是因为他，她根本不会想到这里来。她情愿躺在一把沙滩折叠椅上，待在，比如说，阿卡普尔科[13]，喝点冰凉解暑的饮料。她加进几个深色皮肤，穿着泳裤的年轻男人，却又把他们删走：那样太复杂了，也无助于放松身心。她时常会有背着爱德华搞外遇的想法——不管怎样，那是他罪有应得，虽然她不太确定他做错了什么——可是她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她一个合适的对象也不认识，再也不认识了。

假设她来了这里，而且身边没有爱德华。首先，她要住一家高档一点的旅馆。一家洗脸池里装着塞子的，他们还没有住过池子里带塞子的旅馆。当然那会多花一些钱，不过，她把爱德华身故之后的自己想得更加阔绰：他的工资会统统归她所有，不像现在只有一部分。她知道，要是爱德华真的不在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工资了，可是这样一想就破坏了幻想。而且她会乘飞机旅行，如果可能的话，或者是坐一等巴士[14]，而不是他坚持要订的既嘈杂又拥挤的二等车。他说那样更能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而且如果总是和其他游客待在一起，出国旅行就根本没有意义。理论上，她同意他的观点，但那些巴士坐得她头疼欲裂，而且那种肮脏邋遢的深度游，那些破破烂烂的、用茅草或是其他劣质材料盖顶的陋室，那群火鸡，还有被拴住的猪，不看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