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百二十三章:召见

大明的太监势力,起于洪武,发展于永乐,盛于正统,后因王振擅权引发土木之役,再次回落,但是,即使是回落,也只是从过分的强盛中,回落到了正常范围内。

当初太祖皇帝立国,明令禁止宦官干政,不过,这条铁律也仅仅只维持了几十年。

待得太宗皇帝登基,出于某种缘故,设了内书堂,教习宦官读书,又设东厂,负责侦缉刺探,更是重用了一批有才能的宦官,最典型的是就是三宝太监郑和,带着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可谓风光无限。

镇守太监制度,便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洪熙元年,仁宗皇帝命太监王安为甘肃镇守太监,始有此名。

宣德一朝,各地陆续增设镇守太监,至正统初年,成为常制,内地各省,边境各镇均设镇守太监一名,与提督大臣一同掌军务事。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王振的出现,也并不是偶然的,王振擅权的背后,是日渐庞大的宦官势力,在皇权的支持下遍布地方后,开始成为皇帝和外朝对抗,以达到专制集权目的的外在表现。

当今天子登基之后,虽然因土木之役,对于宦官干政多有防备,但是,也算不上打压宦官。

最多只能算是将宦官的权力,限制在了相对合理的范围内。

虽然说对王振极其党羽处以极刑,但是,东厂和各地的镇守太监制度,仍旧维持未动。

在此基础之上,宦官势力,实际上和外朝的文官制度类似,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面覆盖。

不过,不同的是,文官制度下,天子统御百官,部,院,寺,监各司其职,以内阁居中调和,以内御外,以朝廷管辖地方,层级分明,执掌清楚,朝廷各衙门,朝廷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相互牵制,盘根错节,最终总于天子,共同构成庞大的官僚体系。

但是,宦官势力就单一的多,无论是内廷的司礼监,还是地方的镇守太监,实际上都是皇权的延伸。

他们相互之间,既没有上下级的关系,也没有日常事务上的交叉,他们每个人都是直接隶属于皇帝本人,辅助皇权控制外朝和地方。

这种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保证了皇权不会被宦官所裹挟。

和唐朝制度性的宦官权力不同,大明的历代皇帝,虽然也重用宦官,但是因为这种司礼监和镇守太监,以及镇守太监之间各自的极强独立性,就保证了不会有宦官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情况出现。

跋扈嚣张如王振,他实际能够控制的也仅仅是东厂而已,即便是全盛时期他兼管司礼监,可这些势力也仅限于内廷而已。

制衡东厂有锦衣卫,司礼监更是全凭天子心意看权势大小,而各地的镇守太监,虽然畏惧王振,但是,本质上畏惧的是太上皇对王振的宠信,而不是王振本身。

所以说,与其讲是王振权倾朝野,不如说是皇权威压百官。

在大明这种制度下,任何一个宦官,在皇帝面前都只能伏低做小。

从这个角度而言,外朝的官员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干涉宦官的事务的。

成敬无论是当司礼监掌印太监也好,到地方做镇守太监也罢,都是天子一句话的事。

但是,实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虽然说,司礼监掌印太监,和各地方的镇守太监之间,并没有实际的上下级关系。

可某种意义上说来说,这个职位就和外朝的三师三少一样,被默认为宦官的最高职衔。

成敬要到山西去做镇守太监,应该说,挂司礼监掌印和挂其他的职衔,在实际的执掌当中,并不会有什么不同。

但是,这是一个政治信号。

这标志着,成敬到山西去,并不是因为惹了天子不悦,而被贬出京师,相反的,他是代表着天子的意志,到山西去提督军务。

虽然这只是细微的不同,但是放到官场上来说,这种区别,往往会对实际的权力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成敬是郕王府旧臣,以他的身份,到地方去做镇守太监,权势本就要比一般的镇守太监要重。

可如今,单从杜宁和成敬简单的描述当中,便能确定两点。

第一,天子下了口谕,明旨准许成敬插手整饬军屯的事务,虽然名义上只是协助杜宁,但是还是那句话,杜宁的本职是陕西巡抚,两地奔波,难免力有不逮,所谓协助,其实也就是好听点的说法而已。

对于寻常的镇守太监来说,仅止于提督军务,干预地方政务是被绝对禁止的。

但是,整饬军屯虽然名义上只是针对军屯,可实际上,还包括役使官军开垦的私田,以及关于耕种被侵占后的军屯佃农的安置情况,还有就是关于田亩的赎买政策的实施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