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发条鸟与星期二的女郎们（第3/10页）

我支颐坐在厨房餐桌旁，就此——就我的人生指针究竟在何处偏离正轨——略加思忖。然而我不得其解。并没有特别记得起来的事。不曾在政治运动中受挫，不曾对大学失望，不曾对女孩过于投入。我是普普通通生活过来的。只是在大学快毕业时，一天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再是往日的自己了。

这一偏差最初想必是微乎其微的，微小得几乎看不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偏差越来越严重，不久竟将我带到看不见原来状况的边缘。若以太阳系作比喻，我现在大致位于土星与天王星的正中间。稍移一点，甚至冥王星都可看见。问题是——再往前到底有什么呢？

我是二月初辞去已做了很久的法律事务所的工作的。没什么特殊缘由，也并非工作内容不称心。虽说内容本身谈不上令人欢欣鼓舞，但薪水不薄，办公室气氛也够融洽。

说起我在法律事务所的作用，简而言之只是个专业性差役。

可我觉得自己干得有声有色。自己说来未免不够谦虚——就履行那类事务性职责而言，我是相当精明强干的人选。头脑反应敏捷，动作雷厉风行，牢骚一句不发，想法稳妥现实。所以，当我提出辞职时，那位老先生，也就是作为事务所主人的父子律师中的长者还挽留我，说不妨加点工资。

然而我还是离开了那家事务所。至于为何离开，其理由我自己也不甚了了。倒也不是说辞职后有什么胸有成竹的宏伟蓝图。至于再一次闭门不出准备应付司法考试，无论如何都没那份心思，更何况时至如今也并非很想当律师。

晚餐时，我开口说想辞去这份工作，妻应了一声“是吗”。这“是吗”是何含义，我一时吃不大透。她又再无下文。

我也同样不语。

“既然你想辞，辞也未尝不可嘛，”她说，“那是你的人生，尽可随心所欲。”如此说罢，便只顾用筷子将鱼刺拨往盘边。

妻在一家专门介绍健身食品和天然食品的杂志社当编辑，工资也还过得去，而且有在其他杂志当编辑的朋友委托搞一点图案设计，故而收入相当可观。而我失业之后又可以享受失业保险。再说，我若在家老老实实做家务，诸如外餐费洗衣费等开销即可节省下来，同我上班挣钱相比，生活水准应当没甚差别。

这么着，我辞去了工作。

十一点半，我像平日那样肩挎大帆布包外出采购。先顺路去银行交煤气费电话费，然后在超级商场买晚餐用料，在麦当劳吃奶酪汉堡包喝咖啡。

食品采购回来正往冰箱里塞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响得分外急不可耐似的。我把塑料盒只撕开一半的豆腐放在餐桌上，去客厅拿起听筒。

“意大利面条可结束了？”那个女郎问。

“结束了。”我说，“不过马上就得去找猫。”

“推迟十分钟也不要紧的吧，找猫。”

“也罢，如果十分钟的话。”

我到底在干什么呢？我想，自己何苦非得跟一个莫名其妙的女郎谈十分钟不可呢？

“那样，我们就能互相明白喽，嗯？”女郎平平静静地说。那气氛，很可能女郎——不知是何模样——在电话机的另一头稳稳当当坐在椅子上，且架起二郎腿。

“能不能呢？”我应道，“十年在一起不能相互明白也是有的。”

“试试如何？”女郎问。

我摘下手表，转换为定时显示，按下启动钮。晶液数字由一变为十——十秒过去了。

“为什么找我呢？”我问，“为什么给我打电话而不找别人呢？”

“事出有因嘛，”女郎像慢慢咀嚼食物那样小心斟酌着字眼，“我认识你。”

“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某个时候，某个地点。”女郎说，“但那些怎么都无所谓，重要的是现在，对吧？再说要是说起那个来，时间转眼就没了。我也不是闲着无事的哟！”

“你得拿出个证据才行——晓得我的证据。”

“例如？”

“我的年纪。”

“三十。”女郎应声回答，“三十岁零两个月。这回可以了吧？”

我默然。不错，她是晓得我。可是无论我怎么回想，记忆中都无此话声。我基本上不至于忘记或听错别人的话声，即使忘记脸忘记姓名，声音也绝对可以记起。

“那，这回你就我想象一下如何？”女郎诱道，“根据声音想，想象我是个怎样的女人。想象得出？你不是擅长这一手吗？”

“想象不出。”我说。

“试试嘛！”

我觑了眼表：才一分零五秒。我无奈地叹口气。我竟答应下来了。一旦答应，就只能进行到底。我像过去常做的那样——如她所说，那曾是我的拿手戏——把神经集中在对方声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