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爱情，宗教和诗歌（第2/3页）

电话响了，穆赫塔尔摆出一幅郑重其事的姿势，为家电店在今晚直播中的广告价格一事同边境卡尔斯电视台的一位负责人激烈地讨价还价。

电话挂断后，两个人像相互间闹翻了的小孩子一样，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两人都陷入了沉默，此时在卡的想像中，两人谈论起他们之间十二年来未曾谈过的一切事情。

他想像中的对话开始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两人都过着一种流亡生活，不是很成功，不是很如意，也并不很幸福，以此看来，生活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成为诗人也并不说明什么问题……政治阴影也因此老是这么笼罩着我们。”说完这些话之后，在想像中两人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谈到:“在诗中找不到足够的幸福，那就需要政治的阴影了。”卡现在更加看不起穆赫塔尔了。

卡提醒自己，穆赫塔尔因为正处于竞选胜利前夕而洋洋得意，自己在土耳其也还算是个中流诗人——比没有名气稍好一些——也有那么一点点得意。但正如两个人永远不会承认这种得意一样，对于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对生活的不满，他们之间永远不会相互倾诉。这就是最糟糕的，他们接受了生活中的失败，习惯了世上这种无情的不公。而要摆脱这种境地，两个人却都需要伊珂，这让卡感到了恐惧。

“今晚，在市电影院你要朗诵你的新诗?”穆赫塔尔似笑非笑地说。

卡充满敌意地盯着这个曾经和伊珂结过婚的人的淡褐色的眼睛，这双眼睛漂亮可是却没有真正的笑意。

“在伊斯坦布尔见到法赫尔了吗?”穆赫塔尔说，这回笑得比较明显了。

这次卡也能同他一起笑了。微笑中带有种温柔，带有种敬意。法赫尔和他们年龄一样大，二十年来一直是西方现代诗的毫不妥协的捍卫者。他曾就读于圣·约瑟夫大学，据说他那个有钱的疯祖母还是宫廷出身，每年他从祖母那里拿钱去趟巴黎，在圣日耳曼的书店里买一旅行箱诗集再回到伊斯坦布尔，在自己出版的杂志上，在那些他想办好却办砸了的出版社所出版的诗集上，他发表这些诗的土耳其语译文，也发表一些自己的诗和其他土耳其现代派诗人的作品。这是法赫尔令人敬佩的方面，另一方面，他的译作语言矫揉造作，而且他自己写的诗也深受这些诗人们的影响，缺乏灵感，糟糕并且令人费解。

卡在伊斯坦布尔没能见到法赫尔。

“有段时间我非常想让法赫尔认同我的诗，”穆赫塔尔说。“但他认为像我这样的一些诗人不是致力于纯粹意义上的诗，而是致力于民歌民谣这种‘地方美学’，因而很是瞧不起我们。这么多年过去了，发生了军事政变，大家进了监狱又出来了，我也和大家一样从一处到另一处，像无所事事的人似的飘移不定。那些我当作榜样来学习的人变了，那些我想让他们认同我的人消失了，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诗中，我所追求的都没能实现。相对于在伊斯坦布尔过那种痛苦、不安和贫穷的日子，我选择了返回卡尔斯，继承了我曾引以为耻的父亲的店铺。所有这些并没有使我幸福。我瞧不起这里的人，就像法赫尔对我的诗那样，见到这些人就让我倒胃口。卡尔斯这个城市也好，这里的人们也好，似乎都不是真实的。这里的人们要么对死亡充满好奇，要么就想抽身而去。但我实在是无处可去了。好像我被放逐在了历史之外，被文明抛弃了。文明距我是那么遥远，我简直无法追赶上它。我想有个孩子，让他做我想做却没能做到的事，让他不受到任何压力，有朝一日成为一个西化的、现代的和有独立人格的人，但真主连这都没有赐给我。”

穆赫塔尔时不时似乎因为那来自内心的光明而面带微笑地自嘲着，卡很喜欢看到他这个样子。

“每天晚上我喝得醉醺醺的，为了不和我美丽的妻子伊珂吵架，我很晚才回家。那是一个连飞鸟都会被冻死的寒冷的夜晚。很晚了，我最后一个从绿园酒馆出来，朝家里走去。那时我和伊珂住在奥尔都大街。虽说是不到十分钟的路，但在卡尔斯来说算是远的了。拉克酒喝得太多，没走几步路我就找不着家了。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寒夜里，卡尔斯完全就像是一个被抛弃了的城市，我去敲一些屋子的门，这些屋子要么是八十多年来没人居住的亚美尼亚人的，要么里面的人躲在一层层被子下，像冬眠的动物一样，不想离开他们藏身的那个窝。”

“我突然喜欢起这座城市被抛弃而空无一人的这种样子了。因为酒精和寒冷，一种甜甜的睡意在我身上蔓延开来。我也暗下决心抛弃这种生活，刚走三五步就躺在了一棵树下的冰冷人行道上，开始等待睡意和死神的来临。天那么冷，喝醉酒后被冻死也就是三五分钟的事情。当温柔的睡意在我的血液里延伸开来的时候，我的眼前出现了那个我怎么也无法得到的孩子。我欣喜若狂：是男孩儿，已经长大了，系着领带；他的样子不像我们系着领带的那些公务员们，而是像欧洲人那样。他正准备跟我说些什么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吻了一个老人的手。那个老人身上散发着神奇的光芒。正在此时，在我躺着的地方有一束光射进我的眼睛，唤醒了我。带着悔恨，带着希望，我站了起来。我看到不远处有扇敞亮的门，有人进进出出。我听从来自内心的声音，跟在了这些人后面。他们扶着我，把我搀进了这个明亮、温暖的屋子里。这里的人们不像一般卡尔斯人那样对生活丧失了希望，也不像他们那样麻木；这里的人们是幸福的，他们也是卡尔斯人，甚至其中的有些人我还认识。听说库尔德教长萨德亭老爷有一个秘密布道的地方，我明白了这所房子就是他的秘密寺院。我听说，在一些公务员和日渐增多的富有追随者的邀请下，教长从山上的村庄来到了卡尔斯，吸引那些贫穷、失业和不幸的卡尔斯人参加他在寺院里的宗教仪式，可是我以为警察不会允许这种针对共和国的敌对行动，所以我也就没怎么在意。现在，我眼含着泪水登上楼梯去教长那里寻求帮助。多年来我一直暗暗惧怕的、在我作为无神论者那些年里认为是软弱和落后表现的事情发生了：我回归了伊斯兰教。其实我一直对这位落后保守的教长心有畏惧，他就像漫画里画的那样留着络腮胡子，穿着长袍。当我自愿走上楼梯的时候，我竟号啕大哭了起来。教长是个好人。他问我为什么哭。当然，我不会说:‘我哭是因为自己竟与落后的教长和他的追随者们同流合污了。’另外，我为从自己嘴里散发出浓重的拉克酒味而感到羞愧。我说我的钥匙丢了。我脑子里突然想到我的钥匙串应该是掉在了我躺着等死的那个地方。他身边的那些喜欢谄媚的追随者们立刻指出钥匙象征着什么，而教长却派他们去街上找我的钥匙了。当只剩下我们俩的时候，他温和地对我微笑。我内心平静了下来，因为我知道，他就是刚才我在梦中见到的那位好心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