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的思想和艺术（第3/5页）
对于姜亚芬夫妇的出国，作者是谅解和同情的。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强调了他们在出国问题上的深刻的内心矛盾，细致而动人地描绘了他们在临行前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故土亲人的依恋。有的评论者认为，姜亚芬夫妇应该留下，写他们出国，是不好的。而更多的评论者则认为，既然写了姜亚芬夫妇的出国，那作者对他们就应该有所批判，而不能“滥施同情”，甚至认为作者为姜亚芬夫妇洒下的同情之泪，不是增强了而是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感情力量。
我很难同意这种批评。
首先，姜亚芬夫妇的出国，是符合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的。在十年浩劫中，他们受到过磨难。面对恶意的中伤，无端的诽谤，他们无法像陆文婷那样以“坚强的毅力抵抗着那些袭来的石子，走着自己生活的路”。他们看到了中年人的苦恼这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又不相信这个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今天，能够很快地得到解决。他们敏感而又脆弱，既没有坚定的信心，又缺乏等待的耐性。因此，他们终于出国去了。这是人物性格所决定的，怎么能责怪作者呢？
其次，作者对他们的同情也并非“滥施”。他们是值得同情的。不是因为追求纸醉金迷的生活，而仅仅是因为感到不公平的处境难以改变，自己的抱负无法伸展，他们才忍痛离开祖国的。不错，他们也许眼光不远，从个人角度考虑较多。但是，当他们含着眼泪，矛盾而痛苦地离开祖国的时候，只去责备他们，而不去追究造成他们不得不忍痛出走的种种社会原因，那是公平的吗？
第三，更重要的是，正因为作者谅解和同情了姜亚芬夫妇，不把责任主要归结为他们自身，才会引起人们对造成他们出走的种种社会原因的追究和思考，才会从人才外流的现象中，看到这个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而这，正是作品的主题所需要的。如果作者不是谅解和同情姜亚芬夫妇，而是在否定和批判他们，那么，在追究他们个人责任的同时，势必在实际上放松了对社会责任的思考，因而也就必然削弱主题的尖锐性。只要这样一想，我们便不难理解，作者写姜亚芬夫妇出国，并且鲜明地表现了对他们的谅解和同情，这并不是削弱了主题，而是加强了主题。作者在这条副线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和从陆文婷这条主线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是和谐一致的。我们千万不能把对姜亚芬夫妇的描写这个属于艺术欣赏过程中的审美评价问题，变成“中国人今天该不该出国去”这样一个抽象的议题。离开生活的逻辑，离开主题的需要，离开作品整体的艺术构思，那是无法正确评价某些具体描写的得失的。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文汇报》在一版头条报道了我国制冷专家陈廷骧携眷去美的消息，并且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莫把人才轻抛弃》。报道和评论不是去责备陈廷骧何以不为“四化”留在祖国，而是严肃指出了官僚主义的存在，造成了陈廷骧报国无门的困境。报道和评论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人到中年》也是如此。它也是根据主题的需要，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对生活作出自己的评价的。
我以为，《人到中年》关于姜亚芬夫妇的描写，恰恰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独立思考和真知灼见，表现了恩格斯所强调的那种“艺术家的勇气”。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的一个成果。
三
《人到中年》的主题是重大的、深刻的，而用以体现主题的人物和人物关系，却是普普通通的。
普普通通却不平平淡淡。
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注意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是《人到中年》人物塑造上的一个特点。
陆文婷无疑是一个新人。作品多侧面地描写了这个人物从对待工作和对待生活的对比中，作品表现了她的牺牲精神从对待焦成思、秦波和对待张老汉，王小嫚的对比中，又突了她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和在上级面前不会逢迎献媚，对通群众也能真诚相待的高尚情操。作品细腻地开掘了这个普的中年人所具有的心灵的光辉。但是，即使这样，作者也没把她美化成“高、大、全”的英雄。她对中年人的苦恼也有触，但却没有对现实问题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思考。她没有被俗的势利的观念所污染，但也只是出于一种潜在的本能的人尊严感。她在个人生活上作出了不被理解的牺牲，但在内心处，却不是没有矛盾和痛苦的。在工作和家务的沉重压力下，她甚至烦躁到对着孩子使气；甚至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婚；甚至在病危的朦胧之中，感到就这样停止在人生漫长道上的艰难的跋涉，永远歇下来，没有烦恼，没有悲伤，没有劳累，那有“多么好”。这些描写，使陆文婷成为—个可感可信、可敬可亲的人物。对于秦波，作者是贬斥的。出于特权需要，她不惜损害别人的自尊心；有求于人的时候，却又可以曲意讨好；而在达到目的之后，便又很快地把人丢开。在她身上，官太太的庸俗气味十分浓厚。但是，作者也并没有把她丑化、漫画化。她对别人自尊心的损害，更多是出于习惯的自然，而不是一种有意的凌辱；当着人面，她的言谈举止，还是注意得体和分寸的。这就使这个人物更富于生活气息。姜亚芬夫妇出国去了，内心深处却充满着矛盾和痛苦。赵天辉沾染了一些官僚习气，但仍不乏正常的人的感情和良心。《人到中年》完全摒弃了那种非“神”则“鬼”的描写，使每一个人物都显得有血有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