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你，是命运对我的恩赐 第14节（第3/4页）

　　可以说，直到一九七六年为止，中国文学的客观实际就是如此，要写就写重大题材，爱情只能是调味品。作家这样写，批评家这样分析，读者这样期待。如果你光写爱情，尤其是如果你写一个“把女人当回事”“围着女人转”的男人的爱情，那你就别想什么不朽了，连发表的可能性都没有，即便发表也会被批评家评得一文不值，说你写得“单薄”，“庸俗”等等，而读者读了你的作品就会大失所望：这写的什么玩意啊？什么都没有，全都是爱情!

　　像《山楂树之恋》这样以男女爱情为主线的作品，不要说在那时，即便是到了今天，那些具有超强“不朽”意识的文人仍然会批评其“庸俗”，鄙视地称它为“言情小说”，说它没有《梁祝》那种反封建的高度，没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揭露家族世仇给青年人带来的危害，没有抨击文革的打砸抢，等等。即使赞美它，这些人也要扯到一些重大问题上去，似乎不如此就不能显示作品的重大意义，也就不能显示出评者的深谋远虑。

　　我很怀疑生活中人们对爱情的不屑态度是受了文学作品的影响，搞得很多人——尤其是男人——把爱情与事业对立起来，仿佛只要不把爱情当回事，事业就必定成功，只要把爱情当回事了，事业就必然落空。

　　但爱情与事业是两个可以互相兼容的概念，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也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套用艾米的分析路子，爱情和事业这两个变量，最少可以有四种不同组合：

　　1.爱情成功，事业成功

　　2.爱情成功，事业不成功

　　3.爱情不成功，事业成功

　　4.爱情不成功，事业不成功

　　如果考虑到爱情和事业都不止“成功”“不成功”两种可能，还可以有“比较成功”“相当成功”等可能，两者的组合方式就更多了。在现实生活中，也许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例子不多，但不把爱情当回事、最后爱情事业双落空的却大有人在。

　　不屑于爱情、只把爱情当调味品的中国文学，在文革期间也没幸免于难，统统被列为禁书。

　　为什么文革期间要把凡是沾点爱情边的作品都打成禁书？这个问题恐怕只有那些发禁令的人才能回答得上来。如果说是怕爱情描写把青少年带坏了，似乎有点牵强附会，因为文革以前的作品即便是写到爱情，也绝对不是现在这个写法，那些爱情描写大多在写到离床三尺远的地方就打住了，按美国标准，也就是个PG13的级别，让我们现在的读者来看，肯定觉得“不过瘾”。

　　所以我的猜测是：禁爱情描写，实际上是禁人性描写，因为男女之间的爱情，说到底，只是人性最基本的要求。但文革讲的是阶级性，“亲不亲，阶级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人性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爱情至上”是小资产阶级那一套，无产阶级就要来个反其道而行之，把人性打入禁区，把爱情打入禁区，让阶级性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宰。

　　文革期间出版的小说屈指可数，大多是“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工具，人物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式英雄，一心工作，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没有个人的七情六欲。

　　那时的创作原则现在听来简直叫人一头雾水，目瞪口呆，比如反面人物不能成为作品的主要人物，正面人物不能有缺点，关于中间人物能不能成为作品的主要人物，还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后的结论是：可以是可以，但要着重写中间人物由坏向好的转变过程，不能把转变前的“坏”写得太多，转变要写得合情合理，不能太突兀。

　　那时的文学作品，连人物的姓氏都有不成文的“潜规则”，正面人物通常姓高、姓郑、姓方、姓洪，而反面人物大多姓白、姓刁、姓胡、姓钱。崇尚红色，于是姓黄的只能是坏东西,《白毛女》里的反面人物就叫黄世仁。北上抗日，于是“南”成了对立面，《红色娘子军》里的反面人物就叫“南霸天”。

　　长相方面，正面人物需长得身材魁梧，满面红光，而反面人物如果不长得尖嘴猴腮猥琐不堪如刁德一，那就长得肥头大耳脑满肠肥如胡传魁。年轻时代的达式常，因为长得白面书生，就只能演一个落后青年，而长得比较武装的杨在葆，才能演进步青年。

　　老三和静秋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文革开始的时候，静秋读小学二年级，到她七五年高中毕业，她的整个学生时代基本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她在那期间读过的中国文学作品非常有限，其中有关爱情的描写就更是少得可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