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第3/4页）

一部作品的寓意也是隐微，他称之为“文外之深意”。讲究运用隐微手法的马琴写了这部巨著，那么它的寓意是什么呢？依田学海认为这部小说是寓意尊王斥霸。此书一开始，便是消灭了弑君的逆臣山下定包。里见将军平定一国后首先是施行仁政，然后遣犬江亲兵卫仁去京都朝贡勤王。击败了两管领之大军后，又入贡京师表示尊王。就连对八犬士的赐姓，都要请示京师照准，这在战国时期是很少见的，因此得知他的意向是暗示尊崇王室。这个推论还缺乏其他足够的证据。而现代的日本学者则有人认为，这部作品产生于德川幕府十一代将军的家齐时代，是对该时代腐败政治的抨击和讽刺。他之所以采取隐微的手法，是因为直接讽刺当代的政治会招致笔祸。所以他便用历史演义的形式，把时代背景推至室町末期足利将军的时代，以足利义政影射德川家齐。在我国的古代文学中有发愤著书之说，《忠义水浒传》的李贽序中说，《水浒传》是发愤之作，施、罗二公身在元而心在宋，虽生在元朝却实愤宋事，所以破辽和灭方腊都是为了泄愤。马琴深受《水浒传》的影响，因此认为他似乎也吸取了李贽所说的这种手法。德川家齐执政多年，隐退后仍执掌着幕府的实权，是一代骄奢淫逸、为所欲为的将军。其侧室有四十余人，所生子女五十五人，在宫廷里仅砂糖一天就消费一千多斤，只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其骄奢的程度了。幕府的财政赤字年年超过五十万两，全国面临体制危机。在家齐执政的五十年间，发生过许多次百姓暴动，其中在天保年间所发生的大盐平八郎的暴乱事件是最有代表性的。大盐平八郎是有实践性的阳明学者，对农民因天保的严重灾荒和过重的租税、劳役盘剥等所遭受的苦难深表同情。他主张对农民应该轻租税、施仁政。在他领导下的农民暴乱，是以废除町奉行（地方一级的政府之长）所代表的由腐败的官僚所施行的腐败政治为斗争目标的，这和晁盖、宋江等梁山泊首领所打出的“替天行道”的旗号颇有相似之处。大盐之乱是执政者腐败政治的必然结果。马琴说：“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所以才出现了妖虎，它是足利氏衰亡的前兆。现代的中日文学比较学家德田武先生认为，马琴是用隐微的手法，以妖虎影射了发动暴乱的大盐。妖虎既是足利氏灭亡的前兆，那么大盐之叛乱则是给执政者敲起了警钟。妖虎最后被犬江射死，大盐也终于遭到镇压。在他看来肇乱者必然要受到应有的惩罚，不然不足以达到劝惩的目的。他对《水浒传》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水浒传》如只有前七十回而无后五十回，梁山的一百零八名好汉，则只是占山为寇的强盗，而不是好人。待接受招安之后为朝廷效力才称得起忠义。最后受到奸臣们的陷害，多半遭到灭顶之灾，乃是作贼为恶的应得报应。

马琴把儒家的道德观念和佛教的因果观念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以劝惩主义为标识的小说观，写出了这部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传奇小说巨著。他同施、罗二公一样，都因受到历史的限制而未能写出超越时空的作品来。尤其日本是个没有武装革命历史的国家，在那里不仅没有农民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甚至连梁山那样的局面也未曾出现过。所以《水浒传》和《八犬传》虽然有某些相似之处，而具体内容则显然有所不同。《水浒传》的结局是宋江等接受招安和遭到陷害致死，而《八犬传》的结局则是八犬士同侍仁君里见将军，得到大团圆。有人认为这便是马琴的理想世界。他奉行儒教，反对“作乱犯上”，对面临的腐败政治，只是期待能出现个仁君，这便是里见将军。八犬士都是好人，而好人又都遭到不幸，这都是由于管领家的佞臣们加害，这些小恶通过八犬士的复仇都一一得到解决，而其根本问题是宠信佞臣的管领们。于是便在一百三十一回之后的后篇，安排了对管领之战，通过这个战斗，使施仁政的里见将军得胜，从而得以驱除邪恶，使好人得势，实现了作者的理想世界，这大概便是马琴的最大隐微，也是这部小说的寓意之所在。

《八犬传》产生在大约一百多年前的十九世纪初，因受时代的限制，如以现代文学的观点．自然可挑剔出不少缺点。就其主要者而言，在结构上由于在二十八年的写作过程中不断地敷衍延伸，自第八辑之后，在章回的设计上，大有滚雪球之势，从这点就可说明其结构并非十分严谨的。在思想内容上除宣扬了儒家的道德观和佛教的因果观为中心的劝惩思想之外，也夹杂了某些怪诞、迷信，这些都是可以历史地予以评价的。在文字叙述上马琴虽然字斟句酌，精益求精地下了很大功夫，但由于过分求细求全，显得有些过于冗长。在人物描写上因为想把八犬士写成完美无缺体现仁义八行的完人，所以在人物性格上写得不像《水浒传》中的许多人物那么栩栩如生，反而觉得坏人写得很生动。在故事情节上也总是好人得救，坏人最后遭殃，而与现代小说是大相径庭的。总之，《八犬传》这部巨著并非白璧无瑕，但瑕不掩瑜，它无疑是日本文学史上的一部不朽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