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发明内战（第2/8页）

对于罗马人来说，内战颠覆了城市文明。罗马历史上存在着一种持久的、令人不安的压力，表明了内战与文明本身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罗马共和国和早期帝国时期，冲突经常出现，由此编制了罗马的公共生活。因此，罗马人煞费苦心地解释内战的起因。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事件之间的联系，并将其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就像火山爆发一样，火山喷发后可能会处于休眠状态，但并不确定它是否会再次喷发。从这个角度看，罗马的历史似乎就是由一系列内战及其间短暂的平静组成。这些创造出一个关于文明的叙述——事实上是一系列的叙述——在此之中，非常容易发生内战，甚至被内战诅咒，且持续数个世纪，因而让人们对现代早期欧洲和现代欧洲的内战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这里，我们应该问一下，在罗马人发明内战这个说法之前，关于内部冲突的观念是什么？罗马人有两个地方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古希腊城邦的历史和自己早期的历史中，一直追溯到罗马城的建立。在希腊历史中，特别是雅典的历史，罗马人会发现看起来像内战的事件，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些事件与自己的动荡相同。他们也不能在早期的罗马时代找到内战的观念，尽管他们能够发现一些根源——即道德原因，更多的时候是非道德的原因，导致了可能是罗马最具破坏性的革新。在对内战长期原因的分析中，涌现了一系列历史叙述，以解释现在和预测未来。所有的这些叙述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因此备受争议。想知道为什么，让我们先看看希腊和罗马历史上的内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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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的概念随着对文明和战争本身的不同理解而改变。在关于内战的大部分历史上，内战都与城市的观念密切相关。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如果我们回顾西方的文明和政治思想，就可以得知，紧密联系的社区经验即我们所说的城市为人类建立复杂、高度有序的组织提供了直接基础。对希腊人来说，城市是城邦（polis）——即亚里士多德等人所描述的自给自足的社区范式，从城邦这个名字中，我们可以得出“政治”（politics）这个词。就希腊的后继者罗马人而言，城市就是公民共同体（civitas），是公民（cives）所居住的社区，每当我们使用“公民”“礼仪”和“文明”这些词之时，总是会联想到公民共同体。[10]在过去2 000年里，城市一直是内战的舞台，顾名思义，城市公民之间的争斗正是城市居民之间的争斗，而这一切并非巧合。[11]内战是公民之间的斗争，但是也经常发生在城市之间，现实和想象中均是如此。

对于古典思想家来说，城市既是形而下的地理位置，也是形而上的空间——例如，边界之内的雅典或罗马。在这个协作与和平的区域，人类得以在法治下培养人性。由于一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刻意隔离了非理性、野蛮和兽性的威胁，因此，它日益远离了野蛮带来的危险。[12]当这些野蛮与非理性的恶魔重现时，总是以暴力的形式打破文明的藩篱。这就是为什么古往今来有关内战的描述总是反映出野蛮与兽性，充满了血腥。

关于政治，希腊人认为和谐统一高于一切，至少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来看是这样的。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记载的，苏格拉底问道：“对于一个城邦来说，还有什么比分裂更恶的吗？又还有什么比团结更善的吗？”[13]这是柏拉图对理想城邦观点的核心，其中个体灵魂的平衡反映了政治本身内部元素的理想平衡。因而，如果和谐是最大的善，那么分裂将是最大的罪恶。

希腊人将分裂城邦的恶称为“党争”（stasis）。正如罗马的内战概念一样，党争是建立在一个悖论之上的。党争这个词是“争吵”的词根，它的字面意思是停止运动；然而，另一个意义是“地位”或“立场”，因此，意味着在政治争端中的立场。[14]（它甚至还可以表示让人保持耐心待在一个地方，而且“党争”这个词在现代希腊语中依然使用，是公共汽车站的意思。）但我们这里所涉及的是与城邦理念相关的含义，即最基本和最自然的社会中所必备的条件。党争意味着政治立场的敌对和分裂，还有破坏政治团结和组织的共同目标，因此成为内讧、党派之争的代名词，与后来的内战十分接近——虽然接近，但事实上并非相同的含义。对于雅典人来说，政治实际上是解决和代替党争的方法——政治是一种统治艺术，是公民荣誉和职位的分配机制，是免去流血冲突而进行公共利益管理的一种手段。

对希腊人来说，党争是一种精神思想，而不是一种实质性的反抗。它可能导致战争，甚至引发战争，但它本身并不是实际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能意味着我们所称的对峙或僵局，并没有实质的侵略或战斗。[15]希腊人从来没有用任何形容词来解释党争，因而没有对那些在内部分裂中站在对立立场的人进行政治或法律上的定义。简而言之，它不是“公民性”的，也不一定意味着“战争”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