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君士坦丁和教权统治（第4/7页）

君士坦丁决定成立一个规模庞大的理事会，他邀请每一位主教前来出席会议，并且全部交通和住宿费用都由他来承担。当几百位牧师于325年5月20日到达尼西亚城时，皇帝让他们全体聚集到大教堂内，以一种呼吁全国上下统一的戏剧性口吻开始了会议。君士坦丁并不特别关心在这场辩论之中到底谁占上风，谁是最后赢家，他的目的在于寻找时机，倒向大多数人支持的那一派。尼西亚公会议起初讨论的都是一些琐碎小事，争论的无非是异教徒施洗礼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约定正式的计算复活节日期的方式，然后才转向讨论那些极具争议性的问题，比如，圣父和圣子两者间的关系。起初一切都顺利进行，但当进行到正式撰写信经的时候，双方都表示拒绝妥协，会议几乎要陷入彻底混乱。

会议中的主要问题在于选定的用于描述基督和圣父关系的希腊语词汇“homoiusios”（意为“本质相似”）。阿里乌派认为，三位一体中的这两者是相似，但绝不等同，其他主教则竭力反对他的观点。但很明显的是，阿里乌派的支持者只占少数，因此君士坦丁站到了另一方，并提出了解决方式。他去掉了这个词中的一个“i”，将它改写为“homousios”，即与圣父“同质”。阿里乌派因大众纷纷谴责他们的观点而感到十分不安，但有皇帝（及他的军队）在这里，他们也没办法公然表现出他们的反对情绪。阿里乌派的主教们开始感到踌躇不安，当君士坦丁向他们保证与圣父的“平等性”能够阐释为“神圣和神秘”的意义时，他们不得不表示服从。皇帝给了他们一条出路，将homousios按他们喜欢的方式阐释，之后阿里乌派便离开会议各自回到教区，以一种体面和具有尊严的方式结束了纷争。阿里乌本人则遭到谴责，他的著作被烧毁，基督教的统一性得以保全。

经过君士坦丁监督产生的《尼西亚信经》并不仅仅是一部信仰宣言。对于基督徒而言，尼西亚信经成了基督教经典，规定了真正教会（东正教）和普世教会（天主教）的正统信仰。时至今日，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徒仍然在吟诵《尼西亚信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基督教的团结统一。在拜占庭帝国幸存发展的东方，尼西亚大公会议规定了世俗与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主教有权决定教会内部事务，皇帝扮演的是执行者的角色。君士坦丁作为教会有力的保护人，根除异教，引导信仰，避免了教会的分裂。他的继任者意图在不同程度上操纵统一的教会，但其中根深蒂固的规则却保持不变。皇帝的责任就是听从整个教会的声音；至于教会究竟讨论出了什么内容，那是主教需要决定的事情。

既然君士坦丁的敌人，不管是宗教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已经被彻底踩在脚下不得翻身，他决定为自己的功绩建立一座并不过度张扬的纪念碑。他已经将罗马城大加整修，为宏伟的大议事堂做了锦上添花的装饰，并将一座高达40英尺的自己的塑像放置其中。现在他又新建了许多教堂，在拉特兰山上买下一块土地，为教皇建造教堂。然而，在这辉煌的帝国统治中心罗马，四处仍然充满了异教的影子，简简单单的一层基督教外衣显然不足以起到震慑效果。此外，罗马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整个帝国也不再依靠罗马作为运转的中心。

罗马远离帝国的边境，很久以前就不再作为全国的实际首都，只有3世纪的那些在位时间极短的皇帝才偶尔踏足此地。戴克里先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因此依然坚持根据实际行军需要迁都，他认为帝国的首都不应该只是固定的某一座城市，但皇帝也只是偶尔才采用这个办法。这只不过是把长久以来令人不快的真相大声宣扬出来罢了。不能离开动乱不断的边境过于遥远，因此皇帝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随着帝国的觉醒而掌握了权力。戴克里先自己在东部尼科美底亚的宫廷四处奔忙，仅有很少时间踏足这座永恒之城，他的改革措施也使罗马的地位下降，成了一座仅具象征意义的重要城市。

君士坦丁决定给风雨飘摇的帝国带来新的根基，他开始酝酿一个全新的开始。不久后他（像往常一样）声称自己是遵从了神谕，到达了古城拜占庭，但很显然挑选地方并不需要什么神圣的预示。近一千年来，希腊殖民地都在东方与西方的边境之间相安无事。占据着最为优良的深水港，这座城市得以掌控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繁荣的贸易路线，从最北方运来琥珀和木材，从东方运来油料、粮食和香料。此处占据着三面环水的地势，可谓是拥有显著的天然屏障，因此近旁殖民地的建立者曾经遭到嘲笑，因为他们居然没有注意到这光辉卫城的绝佳地位。但对于君士坦丁而言，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越过拜占庭土地那平缓的斜坡，望见他与李锡尼对战的最终胜利之地，在那里他实现了毕生的梦想。7若是要建造一座宏伟都城来纪念他的伟大功绩，那就再没有比这里更完美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