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追忆广州会议（第2/6页）

在陶铸的带领下，一些领导人也做了自我批评。2月17日，中国科协党组书记范长江在化学组的会议上说：

1960年在西安开的化学化工学会年会上，我对化学教学改革的问题，掌握上有片面性。当时超声波和管道化运动把高等学校的化学化工课程冲击得很厉害，许多教师感到照原样，课是教不下去了。因此都要求化学化工会讨论这个问题。我……没有按照“双百方针”办事……结果使黄子卿、傅鹰等几位不主张大改的人在会议过程中挨了批评，受了委屈……对此我负责，应向黄子卿、傅鹰先生等道歉。

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也在会上做了检讨，其中心内容是自己不该支持宣传农民放亩产万斤的卫星。前些年我在一篇文章里谈过这件事。

3月5日上午，陈毅副总理讲话，转述周总理的意见，对少数“不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工作有毛病，起码是官僚主义、死官僚主义”，喜欢乱扣帽子、乱整人、“比较恶劣”的领导干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要求他们“会后检查自己”。次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秘书长杜润生分别在生物组和物理组做了检讨。

张劲夫的检讨是我整理出来登到简报上的，我印象特别深刻。他着重检讨了两个问题。第一，执行政策有片面性，没有把科学上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界限划清楚，致使下面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比如某些青年被错误地戴上“白专”帽子，微生物所曾错误地用“科学工作中两条路线道路斗争”的提法来批判老科学家（邓叔群）。中科院党组对这些偏差有责任。第二，工作中的浮夸和瞎指挥。在“大跃进”期间，党组不该给各研究所施加很大的压力。“胰岛素人工合成、有机半导体，组织大兵团作战，是浮夸风与瞎指挥的坏典型，院党组要直接负责。1960年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在北京地区是我亲自督战的，要各单位几天内改变面貌。这类事情很多，这些都是我们直接领导的。至于各所工作中的缺点，有的虽未直接过问，也应由我们负主要责任。”

他还对产生以上缺点和错误的原因进行了检查，将原因总结为“二无二不”：

二无，“无知识、无经验”……作为党的科学组织工作者……我们一度相信科学会超出常规，任意出奇迹，对自然现象本身固有规律重视不够……

二不，是“不虚心、不民主”……如果说1958年的浮夸风、瞎指挥是由于无知识无经验，尚情有可原。1960年又重新犯，则是由于我们不虚心、不民主。如果我们向科学家很好虚心学习、商量，起码违反常识的事情是可以避免的。1960年重犯1958年的错误，教训是最沉痛的。我们决心改，请大家多帮助。

张劲夫的检讨是比较深刻的，但也只敢局限在自己这个层次，未能言尽其意，真往根子上说，去追究更上层的责任。杜润生1955年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任秘书长时，就曾和部长邓子恢一道，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到科学院后，他的院党组副书记职务在“大跃进”期间又被毛泽东的一句话给免掉了。此时的他更不敢说什么“大不敬”的言论。他在做检讨之前，首先为上层开脱了一番：

陈总讲话中，谈到科学工作中有些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就科学院的工作说，有许多缺点错误，主要责任应该在院党组。不应该叫中央做检讨……工作中出了些问题，正是科学院党组没有很好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的结果。

然后，跟张劲夫一样，他主要检讨了科学院党组的瞎指挥行为。他将党组所犯错误归为如下几类：

1．我们自己出了些坏主意。如1958年5月间，“大跃进”时，中关村开跃进大会，实际上是用了摆擂台方法。会议是我发起的，从此助长了浮夸作风，说大话，说做不到的事情。物理所的“小太阳”也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

2．学习别人的经验，不问具体情况乱搬……

3．对下面的工作情况不明，一些不正确的做法，没有及时发现、纠正。有些甚至默许、支持……

4．还有，没有很好体会与执行好党的政策……

在中关村设“跃进擂台”一事，我可以下次再跟你详谈。在这里，只简单说两句。那个时候，各研究所都不得不上擂台说出自己的宏伟计划，想法一个比一个狂妄。物理所提出要制造“小太阳”，用它把祁连山、天山等处的冰川融化，进而使大西北的沙漠变成亿万亩良田。那个时候的中国科学家够浪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