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岱年： 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第2/12页）

许良英调来还有个特殊情况。当时科学院的机关报是《科学通报》。1951年时，《科学通报》出了几个政治问题。一个是转载外电报道，说印度一个地方地震，而那个地方实际是属于中国西藏的。把自己的领土当作是印度的领土，这当然是政治错误。还有一个是，毛泽东当时发表了《实践论》，那被认为是一件大事，应该转载、学习、讨论，可《科学通报》没什么反应。所以，中宣部就让龚育之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科学通报》，说是脱离政治，脱离实际。

熊：是中宣部让龚育之写的？

范：龚育之那时候在清华大学念书，还没到中宣部工作。中宣部通过何祚庥让龚写一篇批评《科学通报》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批评《科学通报》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的文章发表后，科学院很紧张，郭沫若院长、竺可桢副院长、陶孟和副院长以及编译局杨钟健局长都非常紧张。他们打听到龚育之是老地下党员龚饮冰的儿子，还在清华念书呢。后来，竺可桢就跟杨钟健一道去找龚家找龚育之。龚育之有肾病，当时正在家里养病。他们想把龚育之调来负责《科学通报》，可在这之前中宣部就已定了要龚育之过去了。

熊：中宣部先定好了。

范：对。何祚庥、龚育之都是中宣部从清华大学要去的。紧接着竺老就想到了许良英。1952年1月就下了调令，可浙江省委不放，直到中央发文件要求“技术干部归队”，许良英才于1952年6月到科学院来。他一来就得到重用，除任《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外，还担任科学院团委书记等职。鉴于科学院急需人才，许还开了个名单，把朱兆祥、周志成、任知恕、吴洵高、我，以及他的爱人王来棣调了过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原浙大地下党的。那个时候，“科普”、“科联”跟科学院都在文津街3号同一个院内，那里也需要党员，就把朱兆祥、周志成分到了那里。

熊：当时实际是科学院代管“科普”，对不对？

范：它们都在文津街3号同一个院内，前面是科学院，后面旁边是“科普”。黄继武也是浙大地下党的，他在“科联”。他是从哪里调过来的，我不清楚。本来说是要“归队”，所以我以为会让我去物理所去搞物理研究，结果院部说不行，院里党员很少，你们都要留下来搞行政工作，结果把我留在《科学通报》当编辑。任知恕本来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调来后安排到干部局。吴洵高和我起初都在编译局，后来我随着《科学通报》被分到学术秘书处，他还是在编译局（后改为科学出版社）。王来棣原来是学历史的，她被分到近代史所搞研究。就她一个人算是真正“归队”了，我们其他五人都没有搞学术研究。

熊：她受命访谈中共的创始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还是很受重用的。

范：那当然啦。我跟王来棣、周志成是乘同一辆火车一起离开杭州的，王来棣手里还抱着儿子许成钢。我们从浙江省出来，到上海华东局组织部把组织关系转到中央组织部，转完以后，再从上海搭火车到北京。许良英到车站接我们，随后我们还一道去拜望了范文澜。范文澜是从延安来的老党员。

我在《科学通报》的工作

熊：他还是近代史所的所长。你们是几月份到的北京？

范：1952年9月，正好科学院刚搞完思想改造运动。不久前，陈伯达到院里来做了一个报告。他是科学院的副院长，但他不管科学院的具体事务。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政治地位比其他副院长都高，所以他到科学院做的这个报告很受重视，被作为党在科学院工作的指导方针，发表在《科学通报》1952年第9期的头一篇。

熊：我访问过的科学家对他这个报告的评价还不错。

范：他引了列宁的文章中的一句话，说不要强迫科学家、工程师信仰马克思主义，要让他们循着自己的途径，通过自己的工作成果来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他说，科学院的共产党员的任务是为科学家服务，给他们创造好条件让他们好好做研究。当时对他的讲话很重视，我们一来就被要求学习他的报告。

熊：是不是任知恕后来又调了一批老浙大的地下党员过来？

范：任知恕比我晚一两个月到科学院，吴洵高也比我晚来一段时间。任知恕到干部局之后，又调了不少干部过来。你可以向他询问具体情况。

熊：您到《科学通报》后，就直接做编辑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