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哲敏： 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第2/11页）

刚开始几天，扶轮社把我安排在一个老先生家里——他是扶轮社的秘书，叫拉兹（Lutz），是位电器工程师。开学报到后，我就住在校园里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第一年，我的室友是唐有祺，他在鲍林主持的化学系搞物质结构研究。住在隔壁单间的是肖健，他当时在美国的名字是肖积健，学高能物理的，正跟着正电子的发现者安德森研究高能粒子。唐有祺与肖健本来就比较熟悉，我去了之后我们三个就常在一起。后来吴耀祖也来了，他与罗时钧、庄逢甘在交大是同班同学，1947年出国，1948年转到加州理工。罗时钧也是头一年不在CIT，第二年才转过来的。后来我又认识了罗沛霖。他与钱学森同代，比钱学森低一年级。我还认识了研究物理的李整武夫妇，以及研究生物的鲍文奎和沈善炯。因学校校舍有限，鲍文奎和沈善炯当时住在校外。那个时候，CIT没有女生，没有黑人，但有印度人和中国人。

熊：住校外是不是要便宜一些？

郑：不，还是住校内比较便宜。我们那栋楼，楼上全是宿舍，楼下有一半是宿舍，另有大食堂和理发厅。楼上和楼下各有一个公共浴室。

梅贻琦没有动员我去台湾

熊：你们这些不同专业的中国同学，当时来往多吗？

郑：刚开始时，我们的来往并不多，没有什么公共聚会。1948年晚些时候或者1949年——就在罗沛霖去后不久——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中国科协”）成立。然后大伙的聚会才多了起来。罗沛霖是留美中国科协在CIT小组的头，记得在钱学森从MIT回到CIT时，他曾组织我们去欢迎钱学森。

熊：那个时候，是不是有海峡两岸争夺留学人才的问题？

郑：我知道1949年离开大陆时，蒋介石确实采取了措施以争取人才去台湾——他不太成功，更多的人才留在了大陆。至于之后国民党政权是否也有争取海外留学生的政策，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能就个人的经历谈一谈。梅贻琦等人曾找过我几次。

我的大学一、二、三年级是在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念的，四年级时清华、北大、南开复校，我被分到清华。毕业后，我留校做助教。作为学生和小助教，我和校长梅贻琦原本是联系不上的。他之所以认识我，是因为我后来争取“扶轮社奖学金”的事。在中国北方的西安、北京、天津以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多个城市都有扶轮社。当时，他们有一个奖学金名额，要在全中国范围内甄选。

有一天，我和清华的二三十个年轻教师一道，参加了北京扶轮社的奖学金考试。主要是考英语，我记得有作文和口试，主考官是陈福田和Winter——后者是个诗人，一直单身，“文化大革命”时仍在北大，后来在中国去世。考完后，清华推荐了我。当时，北京的扶轮社委托清华、北大、燕大、辅仁等高校各推荐一名候选人，大概他们也是用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候选人的。后来，北京的扶轮社从北京各校的推荐人中选择了我。

然后，他们又去西安、天津挑人。负责此事的是凌其峻。他是清华学堂早期的毕业生，后来留美，回来后搞实业，做进出口贸易等。那些城市的人选也确定后，再在整个北方遴选。我被选中。再后来，我又与分别来自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那两名候选人竞争。最终，我被选上。

熊：全国才录取一人，您能被选上，真是不简单。

郑：确实不容易，以至于在“文革”时有人质疑我是否在这件事情上走了后门。但我确实不是靠关系。之所以能被选上，我想主要是由于机遇使然，且与我上中学时学英语的机会较好有关。在斟酌人选的过程中，梅贻琦为我写过推荐信，这是我和他打交道的开始。

1948年底，梅贻琦离开兵临城下的北平南下。1949年底或1950年初，我记得是在我刚拿到CIT的硕士学位开始念博士研究生时，他突然来找我。没谈什么别的事情，只是告诉我他也来美国了，任职于“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在纽约有一个办公室，负责美国给“清华”的基金，正在收集一些书籍，准备将来运回“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