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辞职返美（第2/5页）

本章小结　综前所述，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雅德赉赴中国前已广泛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到达中国后仍然不免面对强烈的文化震撼。雅德赉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人口过多、教育程度低，加上贫富不均，解决之道在于加强民众教育，实施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工业化之后必然会对世界产生影响，由于中国人爱好和平，因此尚不致产生侵略他人的“黄祸”，但是仍有可能减少西方人的就业机会，不过中国是否也会成为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则是雅德赉并未思考到的问题。他对中国人的印象为神经迟钝，可以忍受脏乱和噪音，对他人痛苦缺乏同情心，受传统和迷信束缚，不善操作机械，懒惰，不过他也认为中国人爱好和平、聪明，是可教之才。雅德赉对中国人的看法，大致上与19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相似，只有懒惰一项特质与一般西方人印象不同，或许雅德赉的此种印象是来自平日与其仆役接触的经验。雅德赉虽然认为中国人是可教之材，不过教育4亿5千万人这件巨大的工程应由谁来做？应如何进行？雅德赉自己也不清楚。显示他与19世纪以来的西洋传教士不同，[94]既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不清楚，也缺乏让中国“文明开化”的使命感（civilizing mission）和牺牲奉献的热情。

二、雅德赉天资聪颖，个性幽默，生活放荡不羁，只身在华，更是有如脱缰野马，私生活颇不检点，又不服军统规劝，双方关系并不和睦。但是雅德赉在华期间毕竟破译了日本的航空密码，让西南地区数百万的民众，得以在日机空袭时获得预警避免恐慌，从容应对，减少伤亡；中国空军还曾利用此项电讯情报，主动出击，重创日军。此外，雅德赉训练了150位学员，为军统培育了一支侦译的力量，奠定了日后向各方面扩展的基础。戴笠原认为雅德赉能力有限，又不守纪律，为军统带来不少困扰。他在痛定思痛之余，决定不再聘请雇佣性质的外籍顾问，转而积极向外寻求友邦政府的情报合作。不过历史的后见之明显示，同盟国或对中国电讯保密的能力缺乏信心，或基于本身利益考量，多不愿与中国分享真正重要的电讯情报和侦译技术，因此中国想要仰赖政府之间的合作提升自己的密码破解能力，实非易事，事后历史的发展也证实，不论是中美合作所（SACO[95]）或是中英情报合作，中国在电讯情报上所获得的实际效益，尚无法和雅德赉的成绩相比。在中美合作所方面，根据中美双方协定，美方的侦译技术和成果应与中国分享，但是相关的条文却被美国陆军，尤其是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以保密为由坚决抵制，因此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在电讯情报上从未自美国获得任何实质的效益。至于中英情报合作，英军于加尔各答建有侦测站，与中国在当地的工作团队拦截相同的日本密电，英国利用中国所提供的破译情报，与其自己所获日本密电比对，得以找出中方破解日本密电所用的密钥（keys），中方知道后觉得被英方利用，更加深了原有对英国的不良印象。[96]事后看来，仰赖政府之间的合作以提升自身的密码破译能力既不可行，聘用私人性质的顾问似乎仍是较为务实的做法。其次，军统所聘用的雅德赉是否为当时所能找到的最佳人选？美国著名的情报史家康大维（David Kahn）认为萧勃在联系雅德赉之前，未能广泛征询行内专家的意见，以致未能聘到最佳人选。[97]笔者以为，军统在决定聘用雅德赉之前，未曾征询圈内真正专家的意见，仅看到雅德赉在美国社会大众之间的知名度及其书中所显示的反日立场，即轻率做出聘用的决策，确有考虑不周之处。不过当时本领比雅德赉高强的专家当然有，但是这些人多半服务于政府机构，以当时美国政府对于密码破译工作保密的程度，[98]即使这些人愿意放弃美国国籍至中国服务，美国政府也绝不可能同意放人，康大维的说法似乎太过于理想化。最后，历史的后见之明也告诉我们，战时日本的反情报能力甚强，被中国破解的密码，均为较易破解的外交密码和航空密码，至于最难破解的陆军密码，则直至1944年1月才被同盟国联手破解。雅德赉在华期间未能破解的陆军密码，后来的中美合作所与中英情报合作计划也都无法破解，因此似乎只能说军统对雅德赉的期望过高，而不能说军统用人不当。至于雅德赉行为不检的问题，由于雅德赉系以顾问名义聘用，合约中对其在华行为或未曾有所规范，因此军统对其不当行为，也只能进行道德劝说。更有进者，如果放宽视野，由日后美军在华以及在其他海外地区的表现看来，我们对于雅德赉的不当行为，似乎尚可用较包容的角度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