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下级军官（第2/3页）

北伐完成后，由于国民政府的努力，军事教育逐渐标准化，中央军校成为初级军官的主要制造场所，学生毕业后通常均分发至国民政府的部队，例如陈诚的第十八军，从连长、排长至师长，有80%为黄埔出身。[47]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这些军官的素质，一般认为颇高，[48]但是数量过少。据估计，1928年至1937年之间，中央军校毕业学生仅有10 731人。[49]抗战爆发后，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由于对军官的需求剧增，必须加速训练工作，水准自然因而下降。至于自行伍升上来的军官，虽未接受过特别的军官教育，但是在战场上常被指挥官及官兵视为比仅受过速成教育的军官更值得信赖。[50]

第三，中、下级军官的出身背景，各兵科之间有颇大的差异。从表1-7可以看出，1944年时各兵科中、下级军官接受养成教育比例，依序为炮（48.4%）、机械（44.6%）、骑（33.8%）、工（29.0%）、步（27.3%）、通讯（21.6%）、辎重（6.8%），显示各兵科中、下级军官素质的高低，似乎与该兵科专业化程度（所需专门知识的多寡）相关。至于各兵科中、下级军官出身行伍的比例，则依序为通讯（76.1%）、工（52.4％）、炮（39.7%）、步（28.1%）、骑（26.9%）、机械（24.0%）、辎重（22.9%）。各兵科中、下级军官出身行伍比例的高低，则似与该兵科召集教育的发达与否相关。

步兵向为国军的主力，占中、下级军官人数80%以上，值得作深入的观察。前引《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共收录有步兵上校1 105人、步兵中校2 159人的资料，兹将其出身背景分别统计如下：

表1-8显示，战前步兵校级军官的“黄埔化”，已获得一些成果，中校以下军官出身黄埔已超过保定。另一方面，抗战时期步兵中、下级军官的素质也有降低的现象，如表1-7所示，1944年时，步兵中、下级军官出身正规军校者占27.3%，而出身行伍者则增至28.1%。另一项资料则指出，1937年时，在一个普通的步兵营中，军官出身军校者占80%，至抗战后期则降至20%左右。[51]

表1-8　步兵上校、中校出身背景统计（1936）

资料来源：根据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编《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第1册（第143—259、317—544页）所列的资料计算而成。

抗战时期，国军各部队由于背景不一，因此素质与战斗力也不一致。以训练、军官的素质、武器装备及给养而论，由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及黄埔学生所发展出的部队，在抗战初期为全国最佳的部队（日人称之为“中央直系军”），然后依次为其他的中央军、广西军队，原来的西北军及东北军、一部分的西北回军、粤军、晋军，再其次为云南、四川等其他的省军。[52]

一般说来，中央军干部的素质较佳，虽然至抗战后期时，“各级干部多不是本科出身，学工兵的可以带步兵，老百姓可以当军需，名册上什么都有，实际都是外行”，[53]但是仍要较地方部队“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为强。[54]如抗战期间中央军已多能采用疏开队形运动，只有部分地方部队仍用传统的方式训练士兵。台儿庄之役，卢汉的云南部队即因仍用集中队形，伤亡甚大；西北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则直至抗战后期仍未采用疏开队形。[55]又如孙渡的第五十八军为滇军部队，由于云南民性蛮勇强悍，因此士兵每多善战，但是各级干部的指挥能力和战术修养，能够称职者不多，绝大多数均为有勇无谋，顾虑欠周。因此整个部队的作战能力，长于攻而不长于守，有冲劲而无耐性；在无后顾之忧的状况下，对单纯的阵地攻防战，尚能应付；如要求灵活运用，制敌先机，则难以胜任。[56]

国军各部队素质和装备的好坏，和其战斗力的高低并不完全一致。抗战前期，装备和训练最优良的中央核心部队，在上海会战中表现优异，在其他的各战役中，中央军虽有个别单位的英勇事迹，但是整体而论，表现平平。至抗战后期，派遣至印缅战场的远征军由于有最新式的装备，严格的训练及优秀的指挥，因此也有优异的表现。在地方部队中，广西部队及部分西北军的部队表现十分出色，临沂、台儿庄、徐州各战役最为人所熟知，即使是装备简陋的一些地方部队，也曾有良好的表现。可见战斗力并不一定完全取决于武器装备，士兵的爱国情操和指挥官的能力、决心等精神因素也很重要。[57]

抗战时期，影响中、下级军官（无论是隶属中央或地方部队）素质最重要的因素，即为所受的教育。如前所述，战时由于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教育品质下降，更重要的是，军校所教的，全是现代化、标准化的知识与配备，但是学生毕业后到了部队，却发现军中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化、标准化的装备，“许多装备、物品，连防毒面具在内，都好像旧货摊上的杂货，没有两件一模一样”[58]。因此，在学校所学常感无用武之地，而对实际的问题，则毫无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