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白云深处有人家(第2/10页)

他不停地给黄郛发电报,除唠唠叨叨重叙友情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抄录自驻日公使的往返电文,为当时政府一等一的顶级机密。

蒋介石这么做,其实就是一种亲近信任的表示,他希望借此拉近双方的距离,同时也使黄郛慢慢适应和进入角色。

这一办法果然有效,一方面是黄郛本身就有一种担天下兴亡的政治责任感,另一方面是他确实看到了此时的蒋介石有多难。

第一次滦东战役之后,蒋介石在给黄郛的私人电报中几乎用上了哭腔:举世处境最艰苦的,就数你弟弟我了。

黄郛的心软了。

终于,他答应蒋介石,时隔多年之后,双方再见一次面。

沈亦云知道后极力反对,这位极其聪明的女子已经察觉到了丈夫的变化,而且认定他们平静的山居生活将就此结束。

这是你的那位义弟在“请君入瓮”,你知不知道?

济南案的遭遇还没有受够吗,日本人的事非常麻烦,不要再去过问了,你只会因此白白受苦。

可是黄郛还是去了。夫妇二人从来夫唱妇随,到哪里都结伴同行,唯有这一次,沈亦云并未随行。

她的预感是对的。蒋介石、黄郛见面之后,黄郛果然再难脱身。

“黄先生”又成了“兄”,“蒋先生”又成了“弟”,蒋介石承认自己以前有亏欠兄长的地方,并重新把铸剑上的那句话搬了出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我做弟弟的现在有极艰难之处,哥哥你一定要帮我!

这个世上,哥哥帮弟弟,确实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黄郛重回莫干山,已经是为北上打点行装了。

沈亦云深知华北局势的糟糕程度,她悲伤地对丈夫说:你这一去,必定是焦头烂额。

此时的黄郛已经五十多岁,身体并不好,多年沉浮宦海的积蓄足够夫妻二人在山中衣食无忧,而山外的那条路,一眼望不到头,崎岖艰险,困境重重,前面未知数多得数不胜数。

黄郛沉默了一会儿,长长地叹了口气。

此行“非仅为弟,更兼为国”,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在山中做永久的“事外逸民”,国家一旦垮下来,覆巢之下并无完卵,我们将无山可入。

不作努力,以后一定会后悔,如果尽力了,则心安无怨!

知己知彼

 

黄郛出使北上,是奉政府之命总揽华北政务,其职位在何应钦和黄绍竑之上。但是除了北平政整会委员长这一个空头衔外,他几乎一无所有,能依赖的,只有政治运作上的技巧和能力。

首先要知彼。

当时中国外交界,甚至包括整个政界的实际情形是“重西洋,轻东洋”。所谓“军事学东洋,政治学西洋”,要在外交部混,没有一个英美出身的文凭,人家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所以就连办日本外交的,都是一些英美留学生。这些人对日本和日本人的了解,就像普通国人一样,基本都浮于表面。

顾维钧和颜惠庆虽号称中国外交界的双子星座,然而他们俩也只擅长与西方国家打交道,而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作风却与西方人多有不同。到了九一八之后,但凡能跟日本人沾点边的,都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以致造成对日外交人才更加稀缺,在朝没有,在野也少有。

华北之敌主要就是日本,不知彼,如何过招?

为了知彼,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搜罗人才,哪怕是到“旁门左道”中去扒拉。

在黄郛的政整会中,“日本通”占了一半。这些人以殷同、李择一、殷汝耕为代表,他们以前或怀才不遇,或为名士所不屑,但毋庸置疑的是,此辈在刺探日本情报以及对日交涉方面的能力又确实都很强,有的甚至还是超强。

 

孟尝君食客三千,关键时刻还是靠鸡鸣狗盗之辈,保住了小命

王安石批评孟尝君,说他的三千门客大多为鸡鸣狗盗之徒,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事实是,若无“鸡鸣狗盗之徒”,孟尝君恐怕连秦国都逃不出去,哪里还能再装什么高雅。

世间万物,但尽其用而已。“鸡鸣”也罢,“狗盗”也好,只要你牢牢控制在手上,不让他们出轨,则事无不成。

换句话说,假如黄郛只能或只会用跟他一样的人,那他根本就出不了莫干山,二十年政坛生涯也算是白白经营了。

政整会的另一半,却不是人才,岂止不是人才,有的还是蠢材、废材、垃圾。

这却是出于知己的考虑,不得不如此。

黄郛对国内形势的认识十分清醒:在华北,失意的军阀政客到处都是,对外他们犹如一盘散沙,只能退不能进,对内则尽扯后腿,胸脯拍得震天响,谣言造得满天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