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声的战争（第3/23页）

蒋介石以下，贺国光为人低调，和刘湘又是速成同学，因此两人冲突较少，但另外一个四川人就不一样了。

这个四川人叫康泽，他的正式身份是参谋团政训处处长，若从参谋团这条线而论，贺国光是他的领导，自然应服从贺国光，然而实际情形却是，康泽可以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贺国光无权对其过问。

因为康泽还拥有另外几个更为神秘也更为显赫的头衔：复兴社（也即蓝衣社）创始人兼头目、“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

这是一个可以“上达天听”的人物。据说当时能不经过侍从室登记，而直接谒见蒋介石的，一共就两人，除了戴笠，就是康泽，国民党内称为“康戴二公”。

自第五次“围剿”起，蒋介石便开始采用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策，以康泽的别动队渗入江西，从政治和特工情报上对苏区进行瓦解。效果很令他满意，因此在向四川派出参谋团的同时，他也把这一模式套用了过来。

康泽动用别动队，在四川各县修建碉堡、编练保甲，并经常干预地方事务，有时甚至越俎代庖，喧宾夺主。各地督察专员和县长不堪其扰，过后纷纷向刘湘告状。

别动队是“锦衣卫”，别说刘湘，贺国光也拿他们没办法。刘湘能做的，只能是呈四十五度角望向天空。

是你先有求于人，所以无论是桌上骂，还是桌下踩，都得姑且忍上一忍。

可是这就像植物大战僵尸，如果你光忍而不做防御，那些脑残的僵尸还会继续蜂拥而至。

蒋介石又举办了峨嵋军训团。指令一下，奉调受训的各路川军将领人人争先恐后，一副恐怕“后至获诛”的样子。

蒋介石作为军训团团长，也抽空来作所谓的“精神讲话”。他说：“我从成都乘车来峨嵋，途中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旁边经过，竟然仰卧着身子，神情倨傲，毫无军人仪态，形象也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

峨嵋道旁遇到的“某些军官”，不是川军还会是谁，座下学员们坐立不安，私下便把这种精神讲话称之为“神经讲话”。

喜好“神经讲话”的除了蒋介石，还有军训团的实际负责人陈诚。陈诚不用站在老蒋那么高的位置，自然讲话就更为露骨，也更令川军将领们皱眉。

除了那个著名的“烂飞机论”外，陈诚有一次兴致来了，还脱口而出，说地方军队都是“天不知好高、地不知好厚”的“土匪式集团”。

此语一出，全场哑然，连蒋介石都觉得有些过分，为此曾纠正陈诚，要他把话放和缓些。

刘湘名义上是军训团的副团长，其实也就是集体挨训而已。蒋氏君臣在台上搞大批判，受打击最大的就是他，因此每次出场都表现得沮丧忧郁、闷闷不乐。自陈诚放出“烂飞机论”后，他更是垂头丧气，经常托病不肯与会。

偶尔几次，刘湘也被请上台讲话，讲特种战术。他避当时流行的反游击战和碉堡战术而不谈，专门讲如何打游击，如何以弱胜强，如何以软对硬。

问刘湘针对的假想敌是谁，他说是日本人，明眼人却能马上听出，他所说的“强”是谁，“弱”又是谁。

陈诚见刘湘已经露出被逼急了的味道，赶紧叫停，不再让他发言了。

对刘湘来说，没面子尚在其次，更怕的还是被挖墙脚。

按照规定，川军营长以上都要到峨眉山受训，军训团便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拉拢，恨不得让每个军官都“中央化”。

比如你是旅长，但军衔只是上校，现在有军政部的“同班同学”，就可以把你提为少将，同理，师长也可以提为中将。

众人皆大欢喜，都认为自己入了“国家系统”，地位从此有了保障，潜移默化中，便有了向“中央”靠拢的意识。

邓锡侯、刘文辉自然是早就与刘湘面和心不和的；孙震、杨森也相继倒向蒋介石；尤其杨森，向来崇拜强人，他佩服能压住刘湘的蒋介石，就学着老外，把自己养的一条爱犬取名为“介石”。之后，蒋介石让他到哪就到哪，刘湘完全使唤不动了。

在军训团的暗中许愿下，刘湘的一些嫡系大将也开始变心。

刘湘在川军中实施“新战法”后，郭勋祺、刘兆藜这些少壮派风头正劲，反而范绍增等人落了伍，因为在对红军作战中表现不力，范绍增还被刘湘拟以“撤职查办”论处。

范绍增不服。江湖中人，武艺高不高不重要，重要的是忠心和义气。范绍增自觉对刘湘够忠心够义气，从前刘文辉出那么多钱收买，也没背叛老大，之后更是出生入死，数数身上替老大挡下的子弹伤疤都有好几处，现在突然翻脸无情，竟然要没收股份加扫地出门了，世上哪有这种道理，这不是过河拆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