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国后我军正规化建设的历程及争论的产生（第2/3页）
在我军组织的军事演习活动中，苏军顾问与我方也产生了分歧。1958年7月10日刘伯承元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迫作检查时说：“济南战役演习，顾问坚持主力由黄河正面反攻济南，学院和总参则主张由徐州外线迂回敌后，争持不下。感觉到他们训练规程自成系统，我们的传统战法颇难插进，即请准军委留给学院老干部毕业生二百名，以加强传统教育力量，将以前一切教材斟酌何舍何取、何损何全。同时，建议德怀、剑英两同志将苏军‘1948年野战条令’加以取舍损益，附以训令修改或索性自编。”刘伯承元帅在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期间，花费大量心血翻译苏军的条令和教材，将其引进到教学和训练中。刘伯承同志既尊重苏军的经验，也研究中国古代的兵书，从传统军事理论中汲取营养。他使用一批原国民党军教员，让他们讲授军事基本理论，并组织我军将领总结我军的作战经验，根据解放战争的实践编写出一批战例。1956年5月9日他在军事学院第二次党代会上作总结时指出：“我们是由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我们不单是以劣势装备对付装备优良的战斗，在今后战争中，又必须进到高级阶段。”为此，我们就要学习敌、我、友三方面。“我们还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对我们有敌性的国家，即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学习他们的技术和军事学术。”刘伯承元帅博采众家之长，力求知己知彼，为我军的训练和教学服务。
也有一些同志认为，苏军的经验是先进的，应该认真学习。即使“批判地吸收”也要先学会了再说。没有学，怎么知道哪些应该批判？这种意见集中体现在军事学院战史系教授会主任蔡铁根1956年10月20日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一封信中。他说，向苏军学习已经五六年了，“在程度上说，我们还只‘升堂’，尚未‘入室’。在数量上说，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学”，“‘要批判地接受’，‘要学习先进的经验’，这是科学的。可是当还没有学，还没有学会、学通，甚至还没有沾过边的时候，就要来批判，他会批判出个什么结果来呢？他又怎样个批判法呢？”他说：“我们有不少这样的人，只重视自己的经验，不重视别人的经验；非要自己流血牺牲换来的经验才叫作经验，总是轻视别人的经验。这种思想不是出于盲目的骄傲，便是出于狭隘的经验主义。这种思想不克服，我们将非走弯路不可。”
蔡铁根建议：“中央应重视这些情况，并澄清现存的思想混乱，统一全军的认识，进一步肯定向苏联学习的方针。”他认为：“苏联军事科学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它虽不是天衣无缝，确实是漏洞很少。”“但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所以我认为应该首先把它学会、学通，然后再来分析、研究、批判。”“绝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标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
蔡铁根的这封信，反映了在学习苏军问题上的另一派意见。他的信带有一种情绪，言辞相当偏激。在当时国内的政治气候下，持这样的意见者明显是处于少数。邓小平将信转给军委，彭德怀于11月30日批示转发军委、各总部和国防部首长传阅，自己没有表态。这说明他不同意信中的观点，是把它作为反面典型对待的。[5]
对于苏军的条令和经验，彭德怀本人经历了一个由学习到怀疑的过程。起初他提倡学习苏军是不遗余力的，他一度设想在部队中实行“一长制”，遭到了军内政治部门的强烈反对。经过调查研究后，他主动放弃了这个设想。后来在主持国防工作的过程中，他的思想逐步发生了变化。他在1952年12月24日的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经验，又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尤其是与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相结合。不这样，就不足以改变我军的某种落后状态，就不能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人民军队，就没有把握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样的话他从1952年到1956年期间讲过多次。在检查海防工作时，他对炮兵按照苏军顾问的意图部署海岸炮兵配置极为不满，认为我军的空军力量与苏军不同，完全照搬苏军的防御体系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实战中是要吃亏的。1955年我军在辽东半岛组织大规模的抗登陆演习，他认为演习的过程和文件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不符合实战要求，表示“这作为示范性教学是可以的，但不宜再搞。只有临时出情况，才能考验指挥员的处置才能，同时检验官兵素质和装备是否适合实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