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征讨高丽

高丽建于公元前37年,虽然一直以来在名义上臣服于中原王朝,但实质却很不服气,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中原王朝的战乱不断,给了高丽发展的机会,他们不断蚕食着东北地区,企图和中原王朝争夺东亚霸权。

随着高丽的野心越来越大,公元313年的时候,他们吞并了“朝鲜四郡”。

唐太宗虽然被漠北和西北各族称为“天可汗”,可他并不满足,他还想当高丽的“天可汗”。可想要达到这个愿望,他必须要把高丽像突厥一样消灭,这样才会让高丽真正臣服,完全臣服。

唐太宗开始为实现这个愿望而做着准备。

上兵伐谋。

唐太宗在作战上,从来不忘做战前准备,更何况他要攻打的是曾消耗完隋朝全部精力的高丽了。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就开始谋划攻打高丽。他曾派遣职方郎中陈大德利用出使高丽的机会,侦察高丽地形。陈大德确实也不负他的众望,仅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便利用丝绸贿赂了高丽的当地官员,将高丽的山山水水看了个遍。

当陈大德将他用心画出的高丽地图交给唐太宗时,唐太宗便开始研究高丽的地形。

不过,唐太宗在为攻打高丽做准备的时候,高丽王高建武也在观察着李唐的动向。此人从谋略上来说,并不比唐太宗差多少,还在唐高祖时期,他便知道李唐迟早会向高丽下手,李唐消灭突厥后,高丽便更戒备了。为此,高丽王高建武开始加固防守,同时还加紧对百济和新罗(百济和新罗属大唐附属)的浸透,以便一点一点地将大唐从朝鲜半岛上赶走,给自己打出一片缓冲区来。当然,此时的他还不忘派使者入唐,以李唐示好的表现,迷惑李唐朝廷。

以有道伐无道!高丽王高建武以此来延缓李唐向高丽发兵的时间。

然而,和突厥一样,高丽内部的政变让事态发生了变化,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高丽王高健武被盖苏文取代,高丽与百济结成了同盟,全力进攻新罗。

曾经看似稳定的局势发生了变化。新罗慌了,急忙向大唐求援。

唐太宗由于还没有做好进攻高丽的准备,也便写信给高丽,并派司农垂相里玄奖去高丽,让高丽停止对新罗的进攻。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相里玄奖到达平壤后,将唐太宗的书信递给了盖苏文,盖苏文看后却很不屑,说如果新罗不将隋末时期攻占高丽的500里返还的话,他将继续攻打新罗,绝不手软,甚至还以东方盟主自居,用“利益”来挑唆薛延陀汗国和大唐的关系,以便让薛延陀汗国牵制大唐。

盖苏文之所以敢这么狂,是他已经开始为作战做准备了,他一边加固高建武时期的“长城”,一边在辽东和鸭绿水(今鸭绿江)及干山山脉间构建军事据点,同时还加强辽东城(今辽宁辽阳)、白岩城(今辽宁辽阳东)、扶余城(今吉林四平)、新城(今辽宁抚顺北)、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安市城(今辽宁盖州东北)、乌骨城(今辽宁凤城)、卑沙城(今辽宁普兰店西南)等地的防御力量。

盖苏文的目的很简单,他要封锁唐军的水陆进攻路线,然后将唐军围困在这些地方,并在其粮草匮乏时乘机实施反攻。

盖苏文的种种举动,惹怒了唐太宗,身为统治大东亚的大唐,怎么可能忍受盖苏文的这种挑衅?于是决定提前出兵,攻打高丽。

当然,在攻打高丽上,唐太宗需要吸取隋朝攻打高丽的经验教训。

当年,隋炀帝在攻打高丽时,吃亏就吃亏在粮草的供应上。于是,唐太宗决定让食用的牛羊跟着军队走,这样既减轻了驮运的负担,还能让这些未被食用时的牛羊做运输工具。同时,唐太宗也没像隋炀帝时那么强行征兵,而是采用了自愿原则。结果,募得兵士10万。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中旬,唐太宗觉得可以行动了,便以高丽摄政弑主虐民为由,下诏全面攻打。

“可惜李药师、尉迟恭不能同去(年老),秦叔宝(贞观十二年离世)又……”一想到这些大将如今都不能跟随自己出征,唐太宗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难过。

虽然没有了那几员大将,对于攻打高丽一战,唐太宗还是做了全新的兵力部署:营州都督张俭亲率幽州、营州两个都督府的兵力做前锋;李世绩为辽东行军大总管,率6万步骑兵向辽东进发;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4万多水军,乘500艘战船从莱州出发,渡黄海向平壤进发。

然而,怕什么就来什么。十一月,营州都督张俭率军到达辽水西岸时才发现,河水泛滥,根本无法渡河。

唐太宗久不见张俭渡河,以为他怕了,非常气愤,下召让其回洛阳(唐太宗当时在洛阳),准备对其治罪。而当张俭到了洛阳,将辽水沿岸山川险峻的情况汇报给唐太宗后,唐太宗这才知道自己冤枉张俭了,一番安慰和鼓励后,让他重返辽西,伺机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