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9章 “禁酒时代”（第2/3页）

在吃了这次亏后，无恤也明白过来，在华夏这样一个追求现世福祉的社会中，无论出于道德、政治甚至是人命关天的理由，再严厉的禁酒令也不可能持久。后世的禁酒者如商鞅、汉文帝、曹操、刘备等，无一不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向现实让步。

因为民众饮酒的需求是根本压制不住的，春秋之际饮酒之风盛行，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逢年过节，只要家境不太困难，劳累了一年的人们都希望能喝点小酒，手舞足蹈一番，至于酿造这口酒的粮食会不会是百里外饥民活命的口粮，饮用者并不在意。在乱世里，饮酒还尤其能安抚人心。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怯于祸患，只能借酒醉忘掉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酒自然就禁而不止了。

于是赵无恤对计然说道：“故而寡人觉得，既然酒难以禁止，其实可以换一种办法，既能遏制私酿的风气，还能让府库增加收入。”

计然是财政经济上的行家里手，立刻会意，笑道：“君上莫非是要在赵国实行半禁半驰，民间禁止酿造，只由官府实行酒类专卖？”

……

赵侯无恤元年一月，为了顺应举国同庆的气氛，赵无恤通过大理寺宣布：解除去年颁布的禁酒令！

一时间，民间各处富户、中人之家交相举杯庆贺，大夫和官僚、军吏们也在对这项举措拍手叫好之余，也大大方方地抬出了家里地窖中藏了很久的酒水，准备开怀痛饮。

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这条政令还有后半截：“即日起，赵国实行酒榷！”民间禁饮法令解除，但禁酿之令仍在，私自酿酒的罪责更是加了一等，而官府将对酒类实行专营，以独占酿酒和销售的利润。

对此，左史丘明的记载尤为精到：“自此，名禁而实许之酤，意在榷钱，而不在酒矣。”也就是说，名义上禁酿，其实又只许官府经营，目的是在从中抽税，而不是禁酒本身了。

上头严令之下，地方上也不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雷厉风行地查出早就盯上的各处私酿，或收编或捣毁。一时间邺城及各郡县周围的大酿造坊都清扫一空，随之而来的，是酒肆重新开张，但摆上案几的，都是打上了官府专卖标示的新酒。

对此，参与了私酒酿造贩卖，现在又被抄家的贵族、豪长、官吏，投机商人们自然叫苦不堪，可酒水的消费者们对此还是持欢迎态度的。虽然官府专卖的酒比起私酿贵了一些，可胜在质量，尤其是那些外界不知其制法的烈酒、清酒，更能卖出天价。

这些酒榷收入对于入不敷出的赵国财政而言，犹如一剂强心针。酒榷政策实行后，仅仅是通过酿酒销售，太府即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盈利。如果再加上高额的酿造利润——官府的作坊每生产一千钟酿酒，至少可得到二十万钱的盈利，其收入无疑是一笔很大的数字，确实能够解决财政上的匮乏。

二三月份时，在“寓禁于征”里尝到了甜头的赵国太府，又连续出台了几项专卖政策。

首先是重申了赵国币制，以黄金和五铢钱为唯二指定流通货币，废弃刀币、布币等币种，严禁郡县和民间铸钱。这次币制改革基本解决了私铸铜钱、币制混乱的问题，稳定了市场和流通。更重要的是，自此以后，不但是赵国九郡，连鲁、卫也被剥夺了铸币的权力，转由太府下辖的“邺城三官”（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赵无恤这是狠下心来要狠狠吃一笔铸币税了！

与之同时进行的，便是更加霸道的改革：盐铁专营。

“盐专营”，即赵国官府明确规定不论是太原的大卤泽、河东的安邑池，乃至于各地煮出来的土盐，统统属于国有，贩卖私盐乃是死罪！在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煮盐，交付郡县的均输官、平准官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

其实食盐由国家专营，并非是秦汉才有的东西，而是管仲的创举。

按照管仲“官山海”的理论，计然给赵无恤算了笔账：“一个具有千乘兵车的大国，100万的总人口，每人每月征收3钱，一个月也就300万钱；但只要每升盐加价1钱，按照户籍实行计口售盐，每月即可多得300万钱，已等于每月3钱高额丁税带来的收入，就算打个折换算成粮食，也是一笔了不得的数量了……”

“铁专营”与此类似，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官府垄断了境内大大小小的铁矿，从开采、运输、铸造、售卖都排斥私人商贩参与。使得这种赵国利器不会轻易流往境外，又能保证市场的垄断，让铁价维持在和青铜差不多的价格。

简单的横征暴敛容易激起民变，但“盐铁专营”表面上并没有直接征税，不会引起人民的任何抱怨，达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是很高明的国家财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