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遭遇”之种种（第2/3页）

数十年极人事之变迁，存余行箧囊也，蜀也芜也宁也苏也沪也，转徙奔走万余里，骨肉分滞于异乡，此身而外此图独存。时一展观，悲欢横积。盖是图也，非金珠玉帛也，藏之笥胠箧者不取也，遗诸途好货者不顾也，或有目而注之者曰：此鬼魄也，避而走。嗟夫！天下惟与人无争之物，为可长保，为可长私也……

孰料，这则庆幸“此图独存”、“为可长私”的题识写下才两年，“文革”就爆发了。在“破四旧”风暴中，为保存、藏匿这张照片，潘先生的父亲费尽了心思。最后，将照片固定在了所居日式房子的一扇纸质拉门内，又将外侧贴上同样的纸张，从外观上看不出一点破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是惊心动魄：“1966年9月16日晚，五名南下北京红卫兵闯入我家，据他们说，他们在北京某‘黑帮’家中看到了我父亲送给那位‘黑帮’的作品，于是便循着这条线索来上海查抄。查抄共进行了五个小时，他们将我家几代人辛苦收藏的古董珍玩、古籍字画等一扫而光，装满一部三轮卡车后拉走。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张《合家欢喜图》，得以存留下来了！”

像潘津生先生家人那样敢于精心藏匿“问题”老照片的，并不多见。许多人往往不等来抄家，便将感到会惹麻烦的照片自己动手销毁了。将家藏的老照片付之一炬，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实在是匪夷所思，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此却很容易理解。实际上，自动销毁家藏照片之举，早在1949年时代转换不久便发生了。随着“镇反”运动的开展，家中所藏凡与旧政权有些瓜葛的照片，像穿国民党军队制服的，或与国民党高官合影的，总之，足以佐证当事人在旧政权中地位与身份的那些照片，即被大规模地“销毁”过一次。及至“文革”，阶级斗争愈演愈烈，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即被疑为地主富农，身着西装革履则非工商买办莫属。即便没戴瓜皮小帽，也没革履西装，哪怕只是穿戴得稍微齐整了一点也不行：广大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怎么就你们家过得人模人样？于是将照片付之丙丁，就成了一种最安全的选择。

八十一辑《老照片》里刊载过已故著名学者周一良生前所写的一篇怀念夫人邓懿的文章，其中也忆及自己“文革”中主动销毁家藏影集的经过。周先生说，这些保存了几十年的十几本相册“并非扫四旧之初所毁，是红卫兵抄走又还回来之后，被我自己亲手毁掉的”。这件事让他的夫人很伤心，周先生后来回想起来也很愧疚。分析到自己何以这样做的原因时，周先生说道：“我对于她穿着华丽的衣服，在照相馆摆出姿势所照的相，向来认为俗气，很不喜欢。但当时究竟是受到什么思想支配，现在也说不清楚。总之是一种赌气的行为吧，就干脆付之一炬。”

在空前的社会压力下，面对家藏老照片，连学富五车的周先生尚且惶恐莫名、不知所措，遑论那些一般的民众了。周先生文章中随附的老照片，还是后来从国外的亲戚处，一张张又陆续找寻回来的。（图二）

对那些自觉有“问题”的照片，在藏匿与销毁之间，还有一种折中的处置，那就是涂抹与剪裁。具体说来，便是将照片里的“问题”人物裁剪掉，或者对其面部做羞辱性涂抹，最常见的做法，是往脸上打“×”，以表示自己已经与照片上的人划清了界线。在1949年时代转换之际，“问题”人物主要是前朝的高官显宦、文化名流，像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图三）、阎锡山以及胡适、周作人，等等。另外，被指为“叛徒”或犯了路线错误的中共领袖，像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人的照片也在涂抹或剪裁之列。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党内整肃，“问题”人物也随之增加，从高岗、饶漱石到彭德怀、黄克诚，再到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都没能逃脱照片被羞辱的命运。

有位周颖女士，在第五辑《老照片》里讲述了他们家所存一张照片的遭遇。照片是“文革”前中央首长接见其父参加的某次会议人员的合影，一直镶在镜框里，挂在他们家书房的墙上。随着“文革”的深入，照片里的中央领导相继被揪出、被打倒。其父先是将照片从墙上摘下，收了起来，又担心造反派来抄家见到，说他没与党内那些大走资派们划清界限，整天为此提心吊胆。“忽然有一天，父亲又拿出了那张长长的照片，铺在桌上，看了很久，想了许久，然后拿起钢笔，把上面已被打倒的领导人挨个涂抹了。此后，只要广播里点一个人的名，父亲就用小刀刮掉一个（大概是觉得钢笔的颜色盖不住）。再后来，父亲反而不去刮了，因为打倒得太多了……”可能因为照片被“处理”得实在惨不忍睹吧，周女士才没将其拿来《老照片》发表。不过，假如哪里要建“文革”博物馆，这张遍体鳞伤的照片，是不可不想办法征集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