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Nippon, Japan（第3/5页）

我想只有中国之老粗军人，才有此胸襟怀抱。

所以提及中日关系必须穿插过不同场面与层次。既已概括整个关系尤无法避免当中有令我人感到不堪处。

英国小说家巴拉德（J.G.Balard）所作《日中的帝国》（Empire of the Sun）曾制为电影，一部分记当日中日两军在上海附近交锋，作者童年的遭遇。书中即盛称日军勇敢，华人怯懦。美国人白甘米尼（David Bergamini）所著《日本帝国之阴谋》（Japanese Imperial Conspiracy）也称当日他希望日人得胜，因为日本人整洁勤奋，中国人肮脏懒惰。日本人制造机器，中国人只知将之拆烂。美国情报军官海军少将莱顿（Edwin T.Layton）所作回忆录题为《凡事都有我在场》（And I Was There），书中也提到1937年中日军事冲突消息传来他正在东京候车，在车站内即侧耳听及：日人论说彼方毋庸派兵，只遣送一部分童子军已足对付。

这些还是几十年前旧事，可是近年来日人已主张修改教科书，只称在华为进军，不称侵略战事。重要官员往靖国神社参拜，内有东条英机等人神位。否定或淡化南京屠杀有如上述。不久之前《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访问前七三一部队（日军细菌战部队）之军医。此人提及将中国俘虏以细菌处理后，将其身体解剖，切入肺腑以观成效。当时不用麻醉剂，受害者痛极呼号，但他施用解剖刀如故，不为所动，此等情节读之令人胆战心惊，而说者全无悔恨情调。只称既要作战，即须贯彻到底。如此新闻载在举世瞩目之报纸，中国人应如何表态？即海外华人应作何反应？

我既作此篇论文，涉及内外上下，即不能将此种情节遗置不问。可是另一方面仍要重申前旨：今逢各种关系丛集之际，我之治史归纳重于分析。以上各节已触及宗教问题，也与人类学有关。

德皇威廉认为日人好血，并非毫无根据。但是也要追究其来源。若干人类学者以为日本各岛原有一个火山地震海啸之背景，海上渔人又经常有风涛之险，于是在群众心理中产生一种不能规避畏死的要求，进而崇拜视死如归之勇气。中国军事学专家蒋百里亦曾解释，日人崇拜鲤鱼，因为鲤鱼虽受伤而不动。至此英猛与残忍难分。从一个冒险犯难的心理状态进而追求“祈战死”。日人又崇奉神道。神道不难粗率的解释，“神”与西方之上帝不同，而系一种崇高超特的品质（但是精神上的长生不死很容易在各人心目中延伸而为实质之长生不死）。“道”乃是某种行动中发挥自然赋予的节奏之诀窍。是以饮茶有茶道，使剑有剑道，其他各种行动之中无不有其“道”。这样看来，“武士道”如何能避免寻觅各种机缘的力战至死，杀伤过当？剖腹自杀更是避免失败与过失，挽回名誉之出路。其死时不仅要有勇气，还要合乎仪节。很显然的，这已不是各个人内在之决心，而是社会与传统的压力。

1864年日本维新前夕，英美法荷船舰强行通过本州及长州海峡，与当地封建领主作战，日方不支屈服，是为“下关事件”。当西方各国要求惩凶时，藩主令武士十余人依次切腹，此时各人死态惨绝人寰，不及半而西方人士要求停止。日俄战争时乃木希典为日第三军指挥官，攻旅顺三度失败，参谋总长山县有朋要求此人撤职，只因明治天皇袒护不允。以后明治去世之日乃木切腹，其妻静子与之相殉，自此日人视乃木希典为战神。即在抗战期间日军中下级军官亦有在战场零星切腹事例，这样日人已将封建社会习惯延伸而至现代。日本军官以俘虏做训练士兵使用刺刀之用，其违情害理，在他们看来仍继续此好血好勇之传统。纪思道所叙七三一部队之军医，显在夸耀其本人好血好勇。

日人作战到底不计人命牺牲的精神与战法，在战场上确有成效。硫黄岛之役，日军两万人在美军海军炮及飞机轰炸之下仍杀伤美军二万六千余人，日军只1083人得脱，多系受伤无法行动。缅甸密支那之役，日方使盟军受损5383人（包括伤病），内美军1227人。当时我们以为守城者至少有日军五千人，及至战后真相大白，才知对方最多不过约三千人，最少时只一千余人，但是因为他们弹不虚发能迟滞我军之进展达七十八日。最后其指挥官水上源藏自杀，但所指挥日军仍有数百人能于夜间沿伊洛瓦底江逃脱。滇西松山之役，日军一一三联队居高临下，我军在雨季之中冒险攻坚，但彼方之1200人竟杀伤我军人数六至七倍。最后日军只有十人逃脱，此外又有九人被俘，乃因我军坑道作业以炸药将之震昏。据此中俘虏称，先一日他们已焚烧军旗，残杀自方之伤病者。此种做法为历来军事典范所无，只能视作宗教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