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丈夫这一辈子

郭:我就记得我搞对象,这说起来就又长了。我的对象啊,原来跟我哥哥是同学,中学同学。好像他上到二年级的时候,就上不了学了,交学费交不起了,就叫他去学徒了。他们家10个孩子,就他父亲一人挣钱,他们家不是旗人,是汉人。老头还行,原来在白纸坊邮票厂,后来调到和平门集邮公司,他管邮票。后来他小闺女接了他的班。他们家住在铁门儿,就是宣武门外,菜市口的北边,也不是自个儿的,是房管局的,租的。现在马上就要拆了。

我爱人是托了他舅舅认识的一个人,这人家在地安门,在王府井这儿开了一个修理门市,修理电冰箱,哎那时候也有电冰箱,就学的这个手艺。这人就是他师傅,你们也许知道,是工商界最大的右派,叫吴金粹注149。

他那会儿刚学徒啊,他这师傅就说要立字据。立什么字据呢?不是用电么,电打死了不管,他不承担责任。管吃,管住,一个月就给几块零花钱。而且要有铺保,你如果犯了错误,你要有保人。他舅舅跟他这个师傅是好朋友,都不行,都得找一个铺保。等于是立了字据有了铺保才用你。他这师傅啊,还是骨结核,他老得给他换药,接屎接尿,那会儿门市旁边有厕所,他就给他倒尿盆。还得从家里给他取饭。干这个。干那个活儿都是油啊什么的,特别脏,也没有工作服。人家定的是三年零一节,节就是季度,就是三年零三个月,结果他学了三年半。

学完了就没事干了,就等于你没地儿吃饭去了,他就自个儿干。开始呢,就干点零活儿,后来是在江米巷,有一个白俄人开的工厂,叫他去给人干,我记得一个月300块钱。也说不上是金圆券还是什么券,反正300块也没多少钱。最后大概是解放前夕,这个白俄人呢,就欠了一屁股两肋账,就说他要走了,他要回俄国了,给人家干的那个活儿没干完的、半截的,连他那乱七八糟的工具什么的,就都留给我爱人了。留了一个牌子,叫“懋利行电机厂”。结果1952年的时候说是他接受了“敌产”,哪儿有什么敌产呢?

这么着,我爱人就一人接着干,算是自个儿慢慢地干起来了。租的是东单二条的房,有一个小院儿,有一座小楼。小院呢,等于是家庭工厂。开始那会儿呢,把他的师兄弟招了来,他有一个师哥,姓纪,他姓沈,他那个师弟姓关,他们3个。现在活着的就他这个姓关的师弟了。他们就收了点小徒弟,就这样干起来了。还不错,1947年、1948年那会儿不错,那会儿有点活儿,像梨园行的马连良他们,家里都有冰箱。就是围城那会儿没什么活儿。从1952年以后就不行了。

那时候他还在协和(医院)干,协和那儿有冷库、血库,有停尸房,他也在那儿干。1951年的时候协和就说,你要是在我这儿工作,你那买卖就甭开了,你等于就是协和的职工。我当时特别愿意让他在协和,因为我特别喜欢协和那个气氛,它那个管理都特别好,一个月50块美金的工资,多好啊,我那会儿也没工作,孩子也多。我说你就在那儿,可是他舍不得(那个厂)。

我记得特别清楚,后来1952年,刘仁是咱们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时候就找他,跟他说,北京市要有个拳头产品吧,你就做冰箱。你需要多少资金,我也可以什么,那时候还没合营呢,就是说先资助他。他要了多少钱我都记不清了,他说我就想协和不干了,就要开这个修理电冰箱的厂。结果还真的就贷给他款了,还贷得不少,就在东华门,馄饨侯旁边,开了一个门脸儿,还叫懋利行电机厂。就这样,等于是把资本家的帽子给自个儿扣上了。

“三反”“五反”是1952年吧?“三反”的时候是在协和,“打老虎”注150,打的是他师傅,张工程师。过了几天,打老虎爪子,沈永昌,就是我们老头儿的名字。“五反”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工厂,那时候大概就十几个人,开始还说人少不算,到1952年就定的资本家了。等于“三反”“五反”都有他。他学徒出身,受了那么多苦,还是响应号召,还给他贷款,你说他这一辈子!

最后是1956年,合营就(把厂子)合出去了,合到医疗器械厂。第一台电冰箱就是他设计的,雪花冰箱,那又怎么着?没用注151。1957年,右派。说你们厂子得找右派,没有右派不成,都得有,哪个单位都得有。他也不知道是说了什么,好像是说工人里边也有不守法的,这就是说你污蔑工人阶级,就扣上了,右派。

定:他性格怎么样,是特别爱说话吗?

郭:他是特别爱交往,特别爱聊天儿的这么一个人。我跟你说,门口看门那老头儿啊跟他特别好,食堂的管理员跟他特别好,上边的书记跟他也特别好,没有他不跟人家交往的,这么一人,所以说话呢,就顾不到方方面面,最后就给他来了这么一个右派。右派呢是六级,最小的那一级,就降职,降薪。倒是时间不长,半年吧,好像上边审查以后,又给他恢复了。等于是摘了帽子了,还是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