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意孤行 风满御史台(第2/3页)

 十一月  初二  陈升之质疑制置三司条例司并拒绝领其事  令枢密副使韩绛同条例司  初六  神宗欲起用苏轼,被王安石阻拦,换人  十三  颁布农田水利法  十七  司马光进讲《资治通鉴》,反对变法  十九  吕惠卿与司马光御前辩论  闰十一月  十六  启用曾布  十二月  十九  条例司奏请差遣特派员推行新法  初一  开始改革宗室待遇  二十一  吕公著攻击条例司  某日  苏轼上七千言书,王安石深恶痛绝 

惹出事来的是王安石,掀起风波的是吕诲。不过,吕诲虽然被贬,却没有吓退那些言谏官员和监察官员,反而更加激起了他们的斗志。这时,尽管御史中丞换成了王安石推荐的吕公著,唐宋两代却从来就有“台中无长官”的传统。也就是说,御史台的所有官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可以弹劾宰相和副宰相,并不需要事先请示御史中丞。

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联名弹劾王安石的是刘述、刘琦和钱顗(读如以),职务分别是侍御史知杂事、侍御史和监察御史里行。唐宋两代的御史台下辖三院,台院的主要官员为侍御史,殿院的为殿中侍御史,察院的为监察御史。资历浅的非正式监察官员都叫里行,资深的侍御史兼知杂事,总领御史台日常事务,是仅次于御史中丞(台长)的中央最高监察部门二把手。

所以,侍御史知杂事刘述领衔联名弹劾,事情的严重性就不亚于吕诲独立作战。奏折的措辞更是严厉,痛斥王安石执政以来专横跋扈肆无忌惮,反唐尧虞舜祥和之道,用商鞅韩非权诈之术,弃祖宗仁民爱物之家法,改立与民争利祸害天下之新议,以至于人心浮动嚣然不安。因此,他们请求皇帝立即撤销其参知政事的职务,就连暗中支持王安石的宰相曾公亮,抵制不力的副宰相赵抃,也应该一并罢免。

这可真是重磅炸弹。

实际上吕诲被贬之后,御史台就一直群情激奋。奏折雪片般地飞进宫中,参加战斗的也不止这三人。王安石的应对则是一面指使开封府法官王克臣罗织罪名诬告刘述,一面奏请皇帝将刘琦和钱顗贬到外地去做管盐酒事务的小官。

钱顗立即上路。离开御史台时,他当众痛骂由于王安石的推荐而进入监察部门的同僚殿中侍御史孙昌龄:身为监察官员就该精忠报国,为什么要像奴才一样服侍王安石?你自以为得计,可以青云直上吗?我看你猪狗不如!

说完,钱顗拂袖上马而去。

孙昌龄莫名其妙被劈头盖脸骂得狗血喷头,只好硬着头皮出面弹劾那个状告刘述的开封法官王克臣,说他巴结权贵欺君罔上,又说了王安石新法的许多不是,这才撇清自己与王安石的关系,挽回自己在监察部门的脸面。[14]

结果,孙昌龄也被贬。[15]

这时,一位言谏官员看不下去了。此公名叫范纯仁,职务是同知谏院,即言谏部门的副长官。言谏与监察虽然任务不同,前者劝谏皇帝,后者监督官员,但由于都负有反映舆情之责,所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更何况这位范纯仁也非同一般,他的父亲正是曾经的改革派领袖范仲淹。

与范纯仁并肩作战的是司马光。他直言不讳地说:王安石原本就不得人心,现在又因为他而罢免御史,这是双重的不顾民心向背。如果监察官员忠于职守也要受到处分,臣恐从今往后,天下人都会闭上嘴巴,陛下再也听不到真话。

范纯仁更是义愤填膺。他说:人臣以尽职为忠,人君以纳谏为美。只有这样,执政才不敢为所欲为,小人也才不能祸国殃民。祖宗创立的言谏监察制度如果被破坏,请问陛下靠什么保证长治久安?何况王安石离经叛道党同伐异,岂非倒行逆施,难道不该罢免?曾公亮同流合污晚节不保,赵抃心知其非而不能力挽狂澜,难道还要留任?[16]

这时的司马光和范纯仁同心同德,共同维护着帝制时代原本就稀缺的言论自由,以及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权利。尽管后来司马光也会变得跋扈,范纯仁跟他也要分手。

神宗当然不能接受他们的意见。但王安石提出要将刘述送进大狱,皇帝也不同意。最后的结果,是刘述被贬到今天的江西九江去做知州,只不过是在范纯仁辞职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