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武侯治蜀 诸葛亮执政

诸葛亮忧心忡忡。[8]

忧虑是必然的。实际上，此前一直在二线和后方工作的他并非广为人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蜀汉政权仅仅属于刘备。所以刘备一死，南中（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昌一带）就反了，曹魏则给诸葛亮寄来了劝降书。[9]

可惜，他们都小看了孔明先生。

四面受敌的诸葛亮头脑异常清醒。他很清楚，这时的当务之急是减轻蜀汉政权的压力，而减压的有效措施莫过于釜底抽薪，化敌为友。因此，他不但没有兴兵为刘备报夷陵之战的一箭之仇，反倒向孙权伸出了橄榄枝。[10]

孙权更是明白人。他一面继续与曹丕眉来眼去，一面立即与诸葛亮握手言欢。这一互利双赢的做法为两国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此，吴蜀不再有战争。孙权固然可以做大做强，诸葛亮也可以从容治蜀。

刘禅更是忠实地执行了刘备的遗嘱，继位之后立即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开府治事，领益州牧。封侯则位尊，开府则权重（具有独立相权），丞相兼任州牧则既能牧官也能牧民，这是只有曹操才享受过的政治待遇。

从此，政事无巨细，全由诸葛亮拍板。

那么，他的决策是什么？

以攻为守，以法治国。

前一条是对付曹魏的。孙吴成为友邦以后，曹魏就是唯一的外敌，而且不可和解。因此，蜀汉政权可以考虑的只有两个选项：主动进攻或者被动防守。

诸葛亮选择了前者。刘备去世后四年，四十七岁的诸葛亮上《出师表》，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北伐。之后，这样的战争又有四次，总体上可谓略有小胜，得不偿失，劳而无功。最后一次，他本人也以身殉职，病逝于军中。

传为岳飞所书的诸葛亮撰《出师表》。

关于此帖的真伪，历来多有争议，但书法亦草亦行，刚劲潇洒，确为精品。

这并不奇怪。

首先，曹魏不是纸老虎，也不腐败或腐朽，国情并不比蜀汉差。其次，益州虽为天府之国，却很难成为夺取天下的根据地和策源地。第三，诸葛亮的能力特征，是治国第一，治军次之，用兵最差，又岂能战胜曹魏？[11]

曹魏非速亡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非将略之才，都决定了北伐不可能成功。因此魏军统帅司马懿信心满满地说：别看孔明来势汹汹，消灭他却指日可待。[12]

敌人都看得清的，诸葛亮不会不明白。实际上，当年他在隆中就说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一要天下有变，二要两路出兵。现在，天下无变而荆州已失，岂是可以大举兴兵推翻曹魏的时候？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坚持北伐？

除了政治理想，还有现实问题。这一点，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得非常明白——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很清楚，北伐的原因，是益州疲弊。

所谓疲弊，其实就是弱小。然而越是弱小，就越要奋发图强。以弱为强，犹可自保。如不主动进攻，就只有坐以待毙。所以，刘备要攻汉中，关羽要围襄樊，诸葛亮也要出祁山。这是他们的一贯方针。[13]

问题是，蜀汉虽然弱小，却非危在旦夕。曹魏方面既不曾主动进攻，东吴方面的盟好也已修复，南中各郡更在两年前基本平定，至少相安无事。那么，北伐之前的蜀汉政权，怎么会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如非外患，必因内忧。

内忧是毋庸置疑的。荆州、东州和益州三大势力的三重矛盾，是根本利益的长期冲突，绝无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消除，哪怕诸葛亮人品再好，能力再强。

事实上，蜀汉之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益州集团兴风作浪，开门揖盗。问题在于，这个内忧目前还只是隐忧，不能明说也不敢明说，《出师表》只能话里有话。

大政方针则确定无疑，那就是不断地北伐曹魏，让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以外战防内战。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如果还要整治或镇压反对派，更是便当得多。

这是另一种以攻为守，也是一箭双雕。

没错，小国更要图强，安内必先攘外。

不过，以攻为守也好，以外防内也罢，既是妙棋也是险棋，关键在于分寸。仗打小了，不起作用；打大了，敌人倾巢而出，内鬼开门而应，岂非自取灭亡？

这对诸葛亮的智慧是一个考验。

诸葛亮却稳如泰山，他甚至拒绝了魏延的“子午谷奇谋”。这位刘备最赏识的将领提出，由他率领五千精兵顺子午谷直捣长安，诸葛亮则亲率大军走斜谷挺进陈仓。长安拿下，两军会合，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