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三章 先秦：专制的源头（第3/22页）

在相当于中国黄帝时代到尧舜禹时代的古希腊土地上，生存着原始部落的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民众大会。这个会议由全体男人参加，决定是否战争，以及推选战争领袖等重大事务。联盟的日常事务，由长老议事会决定。这个会议由各氏族派出长老组成。联盟的首领叫“巴西琉斯”，即军事首领。有人把巴西琉斯翻译成“王”，其实他与后来出现的王还不同，他不是一国之主，只是部落的军事首领。战时统帅军队作战是他的主要权力。（顾准《希腊城邦制度》）

这种原始民主制被恩格斯称为“军事民主制”，并且一度被认为是早期人类发展中必经的阶段。比如塔西陀时代的日耳曼人就处于这个阶段。

不过，只要多翻翻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军事民主制”与中国的“禅让式民主”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西方的“部落联盟”各部落间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涉及全联盟的大事，要各部落一致同意才能通过。也就是说，每个部落都拥有否决权。第二，“巴西琉斯”一般由各部落选举产生，轮流担任，他的地位与其他部落首领是平等的。他无权随意决定其他人的生死，无权剥夺他人的财产，如果不称职，也可以被长老们罢免。他可以说服别人，而不能强迫别人。塔西陀在描述日耳曼人的“军事民主制”时说，人们之所以听从“王”或酋帅，“倒并非因为他有命令的权力，而是因为他有说服的作用。如果人们不满意他的意见，就报之以啧啧的叹息声”。（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而中国式“原始民主”与此大不相同。首先，中国的部落联合体中，部落地位并不平等，存在着一个高于其他部落的统治部落。统治部落首领凌驾于其他首领之上，权力巨大。从古典文献的描述来看，尧舜禹三“帝”的地位高高在上，甚至可以对参加联合会议的其他首领生杀予夺。《尧典》说：“（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祟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而禹的权力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仅仅因为召开部落会议时，一个部落首领迟到，就一怒之下把他杀掉。“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国语·鲁语下》）这在西方部落联盟中更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其次，在中国古史记载中，从来没有任何类似西方的“民众大会”这类“议会性质的会议”的记载，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选举”“表决”或者与其意义相近的字样。中国部落联合体的“酋长会议”的议事程序也与西方不同。从《尚书·尧典》的记载来看，虽然各部落都有发言权，但决议并不需要各部落一致通过，而是由最高首领一言而决。

阅读《史记》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尧选择舜做接班人的过程中，部落首领们，也就是“四岳”，起的是推荐作用，而不是决策作用。他们的推荐在尧点头“曰可”之后，才能生效，否则就没有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在尧的政府班子中，担任的是顾问、咨询的角色，而并非“议会议员”的角色。尧“从善如流”，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之后，又对舜进行了独立考察。尧的考察方式也是典型东方式的：他把两个女儿嫁给了模范青年舜，利用丈人对姑爷的便利条件对他进行观察。在经过二十年的考察之后，尧认为这个姑爷孝顺懂事，可当大业，一言而定其为“接班人”，把班交给了他，自己在幕后传帮带了八年，直到尧死，舜才掌握实权。从这个过程看，“禅让”不能称为是“民主制度”，而仅仅是一种“民主作风”。任何对政治概念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制度”和“作风”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民主制度”是一种规范人、大于人的硬性制度。而“民主作风”则是专制统治者偶尔表现出来的“善于纳谏”“虚怀若谷”或者“平易近人”的“作风”，它的本质是专制统治的一种变态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禅让制”只能称为一种改良的“世袭”，一种“开明专制”。由于缺乏制度上的规定，这种基于统治者自我克制而形成的优良政治传统只是昙花一现，在进行了两次后，马上让位给了父死子继的夏代“家天下”。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那么，为什么同时代的希腊人建立起来的是民主基础上的“部落联盟”，而尧舜禹时代的部落联合体却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呢？这是因为中国的“部落联合体”是枪杆子造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两大始祖黄帝和炎帝，都是职业军人。他们在历史舞台上一亮相，摆出的第一个POSE就是战争，为后世子孙建立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