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第2/2页)

张立宪在评论著名纪实文学《巴黎烧了吗?》的两位作者时说:“真正的叙事高手从来不用定性或装饰性质的字眼,而是把得出结论的权利和快乐留给读者,这一点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也做到了。”我对这句话心有戚戚焉,因此也效仿先贤,在这几篇文章里,尽量不去下什么结论,而是忠实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展现出来,交给读者自己去判断。

另外,再次重申,我不是专业学者。

在研读这些资料时,我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几乎每一处细节记录,都会产生很多衍生的背景问题。比如说,明代采用两京制,南京同样设有六部,但徒有虚名而无实权。在丝绢案初稿里,相关人等要去户部上告,我下意识地认为是去北京户部。后来在他人提醒后才知道,南京户部要负责江南税收,颇有实权。再比如说,在《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里,我算错了一位县令的年龄,以为他是个少年才俊,后来经人提醒才发现自己犯了计算错误。

要搞清这些问题,确保细节无误,你别无选择,只能去阅读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论文。

这些论文旁征博引,推论严谨,运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每一篇论文,都着眼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小问题,正好能回答我对某一处细节的疑问。许多篇论文汇总起来,就能在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形成独特的创见。让你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在研读过程中,你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所谓“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他们彼此支援、借鉴与启发,一个学术成果引出另外一个,环环相扣,众人拾柴,最终堆起了一团醒目的学术火焰。

其实很多我们觉得惊艳或罕有的历史再发现,在学术界早就不新鲜了。比如徽州丝绢案,研究它的学者很多,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突破。只可惜学术与大众之间有高大的藩篱,彼此不通,这才让如此生动的故事被冷落良久。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只是一个转述者、一个翻译官。我的职责,只是把原始史料和诸多学者的成果总结出来,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分享给大众。

所以这本书的诞生,首先要归功于这些可敬的学者。

在《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中,我参考最多的是秦庆涛、章亚鹏、李义琼、廖华生几位老师的研究专著。其中秦庆涛将《丝绢全书》全书做了点校注释,是整篇文章的基础;章亚鹏、李义琼两位把徽州丝绢案放到整个明代税收史中去,并从财政学角度进行了深入解析;廖华生从更宏观的视角勾勒出了徽州府的基层政治生态。

其中李义琼老师还花了宝贵时间,帮我推敲文章中表述不严谨或疏漏之处。她是这样说的:“希望你能用妙笔,写出更加丰富的故事来,给大众普及极富故事性的历史知识,让史学研究走向大众。这,也是我的心愿。”

廖华生老师更是提供给我更多的素材,他的学生佘伟先生点校了婺源《保龙全书》这本基础史料,这才有了后续的《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一文。

在撰写《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时,特别要感谢的是社科院的阿风老师。他不仅提供给我一系列基本材料,还与我讨论很久,使我获益匪浅。

《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的主要参考书是《后湖志》,这要归功于南京的吴福林老先生。他以古稀之年,将深藏故纸堆中的《后湖志》整理点校出来,实在令人钦佩。《后湖志》版本稀少,存本质量差,里面还有大量俗字、错字、漏字,逐一校对是件极辛苦的工作。像这种冷门史料,即使校对出来,也鲜有人问津,做这件事几乎是没有任何回报的。吴老先生在导读里如此说道:“我这个年龄的人已无意钱财,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些什么,只要有益于世,便于愿足矣。”

除去他们之外,我还参考了海量的论文,篇幅所限,不能尽列。总之,我只是站在学者们的肩上,没有他们爬梳史料的努力和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思考,我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