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8章 范仲淹王安石都能拿来主义(第2/3页)

邓芝恭敬答应,跟着李素回到正堂,跟刘巴见礼。至于那些阴暗面的工作,当然不用跟刘巴这种正人君子的财政官员提起了,邓芝完全知道哪些事情需要保密。

李素身边既需要人处理见不得光的反细作活儿,也需要人处理堂堂正正的活儿,人可以有交集,事不能有交集。

李素等他们坐下,开门见山继续说:“之前我们也定下了,六月中旬之后,所有抗旱的施工全部要停掉,休息民力,只有灭蝗继续。

不过,光做这两点是不够的,要让今年关中少饿死人,自力更生的事儿我们能做的都做了,下一步就是靠贸易争取外援。

从最近开始,我已经分出一部分汉中地区的船运力量,沿着汉水顺流而下,往上庸与袁术、刘表辖区边界调集蜀锦、瓷器、茶叶、钢铁、井盐等物。

然后,我设计了一种‘钞引’,都是盖着咱京兆尹大印的,还有一些别的防伪,并抬高长安的粮价,引诱荆北民间的商人助理,趁着荆北秋收粮价下跌,大量买入秋粮,走武关道陆路贩卖到长安。

抵达长安之后,我们也不直接给足额的钱财,而是以这种钞引,提供在上庸与南阳、襄阳边境我方货栈内的蜀锦瓷茶盐铁为抵押,让这些荆北商人可以在回程后,在南阳本地提货到与钞引上标价等值的上述货品。

如此一来,官方组织运输的靡费、贪汙损耗,多少可以凭借民间商人的自发高效组织弥补掉一大部分。

比如,往年汉中的粮价是三百钱一石,今年因为北伐,已经涨到六百钱了,秋收之后,因为关中严重缺粮,我估计汉中的粮价也要涨到至少八百钱。按照褒斜道运粮四倍的损耗比、陈仓道两倍半的损耗比。

长安的粮价,至少要涨到三千钱一石,才能吸引民间商人自发从陈仓道运粮周济长安。但这样运下去,汉中的粮食也不够,所以咱不如官方把控住陈仓道的流动,进一步涨价,比如定四千钱一石一段时间,甚至暂时短期内五千钱。

先吸引袁术刘表境内的商人逐利,把粮食卖过来,给他们换四五千钱蜀锦茶瓷盐铁的钞引,就地交货。只要信用建立起来了,让对方有利可图,不光袁术会沿着武关道卖粮,袁绍在河内的存粮,说不定也会通过河东卖过来——

不过跟袁绍交易要多费点事儿,不能放在第一批,因为我们给袁绍的蜀锦盐铁得在长安本地交货,不能让袁绍的商人回程时自提,他们不顺路。所以,跟袁绍交易是会挤占我军往关中运粮的运能的,得分出一部分走陈仓河道的粮船,改运蜀锦盐铁,我们得不见兔子不撒鹰,确保袁绍的商人主动求着做这个生意,我们才能开始。”

李素这套方法,其实也是他想了好多天,才统筹出来的,连刘巴都没那么深远的思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也是惊讶到觉得难以想象,也不敢评估。后来熟悉了一点,也只能提供一些修修补补的意见,大致形成现在这个样子。

至于这套想法的来源,李素是如何“以史为鉴”的,这就得起码往后追溯到商业发达的宋朝了——隋唐的时候,边军军粮运输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甚至不得不闹出节度使藩镇割据自己在边境屯田解决。宋朝就靠商业思维和市场经济多少解决了,不就是给商人发放专卖盐、茶的钞引,来换取商人自发往边军驻地运粮么。

当然了,李素肯定不能直接借鉴,因为宋朝这么干是有中央政府信用保障的,李素却没有,军阀之间如今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平等交易,谁也不敢给对方信用赊欠,谁也没那么大脸面。

所以,钞引之法的基础上,李素还借鉴了北宋范仲淹的抗灾办法——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皇佑二年(1050)在被贬斥知杭州期间,遇到了灾荒,就是用提升粮价,引诱周边府县的商人逐利大批运粮到杭州卖。结果因为商人信息不对称、时效性不强,粮食扎堆运到之后,已经足够多了,无法再形成囤积居奇的局势,只好再重新降低价格卖。

所以,考虑到时间差,李素先在长安主动提高粮价引诱商人,确实是很精妙的一招。只不过,走黄河、河东运粮得派兵保护,走武关道六百里山路用车子运粮,成本也很高,所以商人本身成本太高了,后续就算差不多够了,想粮食多到降得跟往年一样,那也是不可能的。

毕竟客观情况差距太大,范仲淹知杭州,那是鱼米之乡,偶尔小灾,隔壁就是“苏湖熟天下足”的大粮仓,而且京杭大运河水网纵横运输便利。

李素这儿,那么多硬性成本扛着,以河内与南阳襄阳养长安,一开始标个五千钱,来的人多了,最多也就跌到三千钱,还是要比长安本地丰收之年贵上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