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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小辫子迁入了纪家，而且，立刻和可欣成了好友，又和孩子们建立了一份很良好的关系。七岁的真真始终有种反叛性，不大肯和人接近，小辫子融解了她。笑容逐渐涌现在真真和念念的面颊上，童稚的欢乐恢复了，何况，可欣又那样竭尽全力地去照顾这两个小女孩。小辫子热心地教他们念书，教他们游戏，教他们“爱”。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一个孩子还能“孤立”自己。于是，一天，真真主动地走到可欣面前，第一次喊她“妈妈”。把她的小手放在可欣的膝上，她用发现大新闻的口气说：

“妈妈，我知道怎么分别小威和小武了，小威的头发边上有一颗小痣。”

“真的吗？”可欣发生兴趣地问，故意不在意她所称呼的那声“妈妈”——她一直拒绝喊可欣作“妈妈”。

“真的，只有一点点大。”

“你怎么看到的呢？”

“我帮他梳头呀！他的头发总是乱七八糟的！”女孩子到底是女孩子，她已经要照应比她小的弟弟了。

孩子们交朋友是容易的，孩子们和大人的亲近也是容易的，没有几天，这个家庭已和洽得不能再和洽了，到处都有欢笑，到处都有温情，只是，嘉龄仍然不知流落何方。

快要过旧历年了，天气出奇地冷，接二连三来了几个寒流，又加上一直在下雨，气候坏到极点。这样的气候下出门旅行，似乎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但是，纪远却对这旅行抱着极大的兴趣和希望。他终于接到情报，说嘉龄在台中一家舞厅中化名献唱，他立即赶往台中，好在台中没有雨，可是，也冷得相当够受。

晚上，纪远来到了那家名叫蓝星的舞厅，这不是第一流的舞厅，布置得非常粗俗，暗沉沉的灯光，雾腾腾的空气，加上一些廉价的香水味，舞池里人影幢幢，不断地扭动旋转，音乐疯狂地响着，充满了世纪末的情调。他找了一个位子坐下，立刻有两个舞女舞到他面前来，他摇摇头，慢慢地燃上一支烟。

侍者走了过来，他叫了杯橘子水，对侍者轻轻讲了几句话，侍者狐疑地望着他，然后走开了。没多久，侍者陪着舞厅的经理过来了，纪远拉开身边的椅子，和那经理交换了一张名片。经理不解地问：

“你请我来有什么事吗？纪先生？”

“我来打听一个名叫银妮的歌女，听说她在这儿献唱。”

“是的，”经理微笑了，“你喜欢她？”

“她很受欢迎吗？”纪远答非所问。

“说实话，并不怎么受欢迎，”那经理坦白地说，“她很固执，爱唱的歌才唱，不爱唱的就不肯唱。她的年纪也大了点，现在，比她年纪轻，什么都肯唱的歌女很多……”经理咽住了，觉察到自己透露得太多了，“纪先生问她做什么？”

“她的真姓名叫什么？”

“她姓杜，我们就叫她银妮小姐。”经理说，“她是被高雄舞厅介绍来的，我们和她签了一年合同。”

“合同满了没有？”

“我知道了，”经理自作聪明地说，“你想请她去唱歌，是吗？合同还没满，钱倒都给她预支光了，我并不反对和她解除合同，只是她得先偿还欠的钱。”

“一共欠了多少？”

“大概一万元左右，要查一查才知道。”

纪远掏出了支票簿，说：

“你能去把她的合同和借据找出来吗？我要马上带她走，我希望没有什么牵缠。”

“呃，”经理呆住了，“那——那不大好办，她这样一走，临时没人接替……”

“在她借款之外，我另外赔偿你五千元，怎样？”

经理错愕地望着纪远，不知道这是哪儿跑来的“大头”。对于银妮，他们早就不满了，既不肯跟客人周旋，又不肯暴露色相，死死板板地唱她那几个“艺术歌曲”，天知道，到这儿来的客人还有什么艺术的？再加上她那份坏脾气，动不动就砸东西骂人。假若不是因为她欠了太多的钱，他们早就要请她走路了。现在，忽然从天上掉下来这样一个人，愿意为银妮清偿债务，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点了点头，他站起身来，基于江湖义气，他又踌躇着说了句：

“这位小姐并不是很好惹的，纪先生和她交情很深吗？”

“你放心吧！”纪远微笑地说。

经理进去了。这儿，纪远再燃上一支烟，望着舞池中的人影。一支舞曲结束，灯光忽然亮了起来，纪远本能地一震，嘉龄出来了！嘉龄，不管她化作任何名字，纪远依旧认得出来。她不再是往日的那个小女孩了，纪远带着沉痛的心情，望着她那张脂粉堆积着的脸庞。才二十八岁，应该也不会如此憔悴呀！脂粉掩饰不住她的苍白，那职业化的笑容里，每个笑痕中仿佛都挤得出泪水来。一件敞胸的黑色洋装裹着她，那裸露的肩头应该不胜寒冷，消瘦得可以看出骨骼。怪不得经理说她不受欢迎，青春似乎对她特别吝啬，那张当年焕发的脸庞已换上了疲倦和苍凉，看不出丝毫的光彩。对满座的客人机械化地点了个头，她开始唱一支《绿岛小夜曲》。她什么都变了，只有歌喉依然圆润动听，婉转轻柔。纪远不禁听得呆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