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爱情恐怖主义

“你为什么不爱我？”这个问题（尽管让人更不愉快)就如“你为什么要爱我？”一样不能被视为是问题。在这两种情形中，我们都会丧失对爱情的清醒（富有吸引力的)判断：即爱情是一种馈赠，而馈赠的因由不为我们所知，或不应为我们所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无须知道答案，因为我们不能遵奉它代表的真正含义行事，所以答案毫无意义。它不是具有因果性质的有效原因。它跟随在事实之后，是对隐秘的变化作出的辩解，是一个表面的“发生于后必是结果”式的分析。提出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变得非常傲慢，另一方面又变得极度谦卑：我做了什么而被爱？谦卑的情人问道。我什么也没有付出。我做了什么而被爱拒绝？被背叛的情人抗议道，傲慢地声言拥有永远不是一个人必须得到的馈赠。对于这两个问题，施舍爱的人只能回答：因为你就是你??一个把恋爱者危险而又不可预测地摆弄于兴奋高昂和消沉失意之间的答案。

2.爱情也许可以是一见钟情，然而不会以同样的速度消逝。克洛艾一定是害怕谈论分手或者过于急速地离我而去，害怕她新的选择不一定就更称心如意，因此，这是一个缓慢的分手，感情的建筑工在一步步地撬掉爱情的大厦。背弃中有负罪，负罪于对曾经珍视的东西仅剩的一点责任感，就如残留在杯底的糖水黏渍需要时间的冲刷一般。

3.当每一个决定都难以做出时，就不会有决定。克洛艾推诿搪塞，我也含糊其辞（又有哪个决定能给我快乐？我们继续相见，继续做爱，并且打算圣诞节去巴黎。然而奇怪的是，克洛艾对此漠不关，就好像是在为他人计划一样??也许是因为买飞机票比买了机票或不买机票之后的问题更容易处理。她不做出决定，是希望通过沉默让另一个人来为她做决定，她希望以自己暗含的犹豫不决和失意挫败使我最终迈出她需要的（但自己又太怕而不敢迈出的)那一步。

我们进入了爱情恐怖主义时期。

“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有，怎么了？该有吗？”

“我只是想，你该有什么事要说一说？”

“什么事？”

“关于我俩。”

“你指你自己吧？”克洛艾厉声说。

“不是，我是指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什么？”

“我不知道，真的。我只有一种感觉，大概自九月底以来，我们就再没有真正交流过了。就好比我们之间出现了一堵墙，而你一直拒绝承认它的存在。”

“我没有看到什么墙。”

“我指的就是这一点，你甚至不承认这些。”

“哪些？”

5.一旦一方开始失去兴趣，另一方显然无法挽回离去的脚步。就如吸引对方时一样，分手也要在沉默中面临情爱关系中心的一个难于言表的问题：我渴望得到你/我对你没有兴趣??在这两种情形中表达任何一种想法都需要一段时间。交流的中断其本身无法讨论，除非双方都有重归于好的愿望。这样一来就会把情人置于一个绝望的境地：合理对话的魅力和吸引力看来已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有恼怒烦躁。如果心上人合乎常规地（甜甜地)行为处事，这行为常常适得其反，在恢复爱情的努力中却扼杀了爱情。于是，不顾一切央求伴侣回到身边的爱人走向了爱情恐怖主义。这恐怖主义是绝境的产物，是通过在伴侣面前爆发（痛哭流涕、大发雷霆及其他什么方法)试图让他/她回心转意的所有计策（生气、妒忌、内疚)。采用恐怖主义手段的恋爱者知道不能真正奢望自己的爱得到回报，但是无效性并不一定是（在爱情或在政治中)制止一件事情发生的充分的理由。有些东西必说不可不是因为它们有听众，而是它们具有说出来的重要性。

6.当不满情绪无法通过政治对话来解决时，受损的一方就可能会不顾一切地采取恐怖活动，通过暴力手段从对立方那里得到和平方式不能实现的让步。政治恐怖主义产生于僵局，知道（清醒的或半清醒的)行动的结果绝不会如己所愿，但还是为了党派的需要而行动??这些行动将只会使对方更为对立。恐怖主义的消极性在于，它暴露了一切幼稚的恼怒，一种面对更为强大的对手时对自己无能的恼怒。

7.1972年5月，三名日本红军搭乘一架定期航班到达特拉维夫的罗得机场。他们下了飞机，随着其他的乘客进入候机大厅一到大厅，他们就从行李包里章出机枪和手榴弹，不分青红皂白地朝人群开火，直到杀死了二十四个人，打伤了七人之后，才被保安人员击毙。这种残杀与巴勒斯坦的自治运动有什么联系？凶手并没有促进和平进程，他们只是使反对巴勒斯坦自治运动的以色列公众舆论变得更为坚定。对这些恐怖分子来说，具有嘲讽意昧的是，受害人大多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波多黎各的天主教徒们。不过行动本身却在其他方面找到了正当理由：即有必要去发泄一下自治运动中对话已经不能再产生任何效果的挫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