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只猫

我不相信我竟看见了童年,在人潮拥堵的地铁站,在我终于舒了一口气挤到出口的时候。她站在电梯尽头,背着一个中国娃娃的红色人造皮革背包,稳稳当当地等着我。就好像,她每天都是这样等我下班一样。

可是,我没有见过她,已经四年。四岁流光的间隙,她没有回过南方故乡,也没有来这座北方城市投奔我。就像当初她离开时说的那样:“你们就当我是死了。”是如此义无反顾地音信全无。于是,我们就当她是死了,不再寻找,权作接受。

在我已经接受了她不会再出现,或者说从以为她还会出现到连这以为也渐渐忘记的时候,她就这么寻常地站在我的面前——在这个中秋节的前一天,在我刚刚辞掉工作的五十分钟之后,在这个过早地被雨水冲刷得满是凉意的城市里。

是突然的一夜之间,夏天就以徐徐的姿态迅速褪去了热烈,我在领到八月工资咬着奶茶吸管逛街时早早就买下的毛衣竟然没有被压在箱底等待太久。

童年伸手拉了拉我的袖口,“还成,不厚。真好看,我也想要一件。”

“没钱。我失业了。”我抽回手往地铁站外走去,童年就跟在我旁边,略微落我半个身子左右的距离。

五十分钟之前,我把一叠样刊摔在那个顶着重重官衔的主编面前,想起他气急败坏地对我挥着手,大声喊着“你走你走,你现在就走”时的样子其实非常沮丧。

于是在中秋节的前一天,我给家里发去短信:“我辞职了。童年回来了。”

妈妈的电话立刻打了过来,我摁下接听键侧身递给童年:“你的。”

我以为她会不情愿,可是她出乎意料爽快地拿过电话。

我没有理会她,依着平日里下了班的匆匆节奏赶着我回家的路,于是童年很快就被我甩开很远,这样我就不用听到她与父母的对话。是争吵,是掉眼泪,或者是体谅,我想他们分明应该是无话可说的。

突然我的袖口又被拽住,是童年已经挂了电话小跑着追上我,指了指路旁的好利来:“看起来很好吃,明天是中秋节,你不买月饼么?”

我看着她攥着我袖口的右手,戴着一块价格不菲的男士表,套在她坚瘦的手腕上显得大而不当。

十四年前,这只手也是这样攥着我的袖口,把袖子抻开了很远。那是妈妈用粗毛线织就的外套,钉着深棕色牛角扣,裹在身上仿佛隔离掉一切风寒。

那一天,没有风雨,是朗朗的晴空,我看着八岁的童年,好像看到那张褪了色的照片上永远没有能够再长大的女孩,瘦骨嶙峋,却生机勃勃。

每个人都知道,童话活不长,或许,童话自己也了然于心,所以,她总是做出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在两个一模一样的生命悄然分裂在混沌中时,命运的选择,仅仅是一个巧合。二分之一的生死,我们各执一端。我常常会这样想,便常常就生出一带而过的恐惧感。

这恐惧感在八岁那一年根深蒂固,再也无法拔除,于年久失修的岁月里在体内悄然攀爬,开枝散叶,深入一切的血脉。

我看到童话闭上眼睛的时候,就知道她再也不会醒过来。我不相信她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或者她还依然在我身边这样显而易见却应当被信任的谎言。我只知道,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她。

在缓缓前驱于各种真相的过程中,八岁正是一生中最为畏惧死亡的阶段,我来不及难过落泪,只剩下某种绝望。少我三分钟出生的童话,把最为直接的真相苍白地剥开在我面前,平静而理所应当。后来我听许巍的《两天》,没有人会知道那些歌词是如何粗暴地击中了我。

我只有两天,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

我只有两天,一天用来希望,一天用来绝望。

从此以后,照镜子变成了一件非常别扭的事情,每当我站在镜子前一点一点梳开稀疏头发时,母亲的脸上就会有恍然的神情,而后便去阳台给那盆马蹄莲浇水。

那是我在放学的路上买回来带去医院放在童话病床旁边的,当时,它开着单瓣洁白花朵,支脉独立而清晰。

就像那时的童话一样,那盆马蹄莲终究没有活过她离开的冬天。当它枯黄在盈满阳光的阳台上时,我说:“妈妈,我们去领养一个孩子吧,如果心里还有那么多来不及给的爱。”

她曾经来过,留下一个本该满满的缺口,而让父母已经准备充分的爱恍然无处安放,让我面对自己,悬而未决,不知如何是好。

她活的,如同一个从不喧宾夺主的影子,她的存在与消失,在走出这个家之后,仿佛再也没有意义。我从未开口与人提起过她,她就躺在同一间病室同一张病床上,一天一天地消瘦下去,徒留日益清亮的眼睛。因为太瘦,所以眼睛大得突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