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瞳

大多数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狼狈的人。比如,遇见邓然的那个夜晚。

骑车掉链子,倒茶堵马桶,带伞不下雨,下雨不带伞,逛街丢手机,拿快递摔跟头,就像每一副塔罗牌都会被开牌者抽出一张成为日后整副牌的主导力量一样,我被“狼狈”牢牢控制,一路跌跌撞撞。

那一天,我主持完一场葬礼,告别遗体时,逝者的面容像极我去世的爷爷,我盯着那张安详的睡脸,差一点切断了原本顺畅的流程。

我总是一遍一遍温习着相似的死亡,仿佛可以如孔子所说,温故而知新。

鞠躬完毕我有瞬间的恍惚,我想起他说过:“夜有飞鱼自天降,所以,为你取名鱼瞳。”

我叫李鱼瞳,于是在平庸的成长路途上,总是被死鱼眼这样的外号伴随左右。但我一直都觉得,我有一个最特别的名字,虽然特别有时候并不是什么好事。

就像我学了经济专业,最后却选择了殡葬行业,这也很特别,不是么?

我总以为,见惯生死,习以为常。可是那个夜晚,我躺在床上抱着被子,翻了七十八次身,开了二十三次灯,终于放弃了入睡的打算,决定出门喝酒。

我想我的样子一定很像毒瘾患者,哭丧着一张脸,眼窝凹陷,坐在路边的凳子上,守着一锅热气腾腾的关东煮和四瓶燕京。

我没有注意到邻桌的男孩女孩们,我常常注意不到身边的存在,直到邓然在一片起哄声中走到我面前,说:“我能抱抱你么?”

我想我一定让他惊慌失措了,因为在他话音刚落试探着伸出双臂时,我的眼泪像这个夏天失控的雨水一般一直顺着耳廓滑过了脖子。

沸腾的气氛被我这不合时宜的灭火器扑灭,女孩们面面相觑,男生们拍拍屁股站起来,喊他:“走吧,走吧,邓然……”

在空气氛围的微妙变化中,我始终低着头,假装自己是透明人,假装镇定自若,假装只要他们立刻消失就可以当作自己没有丢这莫名其妙的人。

这是鼓楼大街旁的一条胡同,白杨树上挂着一盏白炽灯,照亮这个彻夜营业的小酒馆。而更窅长的巷子里,漆黑,漫长,无风,无人。

在我静静喝掉面前第四瓶酒终于有了一点困意时,鞋底摩擦青砖路面,那个被叫做邓然的男生放下了刹车,重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他说:“对不起。我刚刚,忘了和你说对不起。给你,我刚买的。”

一包怎么看都像是假货的纸巾,我接了过来,说:“谢谢。是胡同口那家烟店买的吧?”

“你怎么知道?”

“他们家除了找零的钱,就没什么真货。”

我太熟悉巷子口那家看起来乌烟瘴气的烟酒店,看起来油滑的男主人和勤恳的主妇。或者说,这条胡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我都再熟悉不过,甚至从巷子口走多少步可以到鼓楼城墙下,我也数过不下十遍。

我递给他一串热腾腾土豆,说:“不管你是虚情还是假意,是恻隐之心还是一夜艳遇,我们都干一杯,为了我们还活着,还能玩真心话大冒险,还能哭,还能喝酒。”

邓然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就像冷热气流的对峙,形成一道奇妙的锋面,交换一场午夜的相遇。

他说他是在读研究生,他们是实验话剧团的成员,刚刚结束排练,一起宵夜,每月有一半的夜晚都是这样度过。

人们总是通过谈论自己来抵达他人,所以当他以一个眼神来告诉我轮到我来剖白自己时,我用硕大勺子舀起一口滚烫汤汁喝下去,说道:“我就住在这条胡同里,两年了。”

我没有丰盛的生活可以和他交换,也没有一个学生的身份来营造什么共同语言,于是就问了他许多有关话剧的问题。

余下的夜晚里,他一直在说那方小小的舞台,先锋的剧本,激荡的感情与怒吼的声音,我默默听下他说的每一个字,努力去适应属于活人的节奏与庞大信息量的灌入。他就像按下了一个开关,改变了我身体里某处的功率与转速,让原本寂静的空洞里有了细微的欢乐感。

一打啤酒消耗下去,凌晨四点的天空,微微光亮,还没有人醒来,又将有人睡去。我坐在邓然自行车的后座上慢慢行过了大半条胡同,抬起头看见露台上爬满的藤蔓植物和破旧的藤椅。

我说:“我就住在那里,偶尔下过雨有冷空气掠过的晚上,躺在藤椅里,能看见弥漫星辰。”

他也和我一样抬起头来,看着年久失修的露台,他说:“如果坐在那里写剧本,一定会行云流水。”

我说:“如果有缘再见,我欢迎你来写剧本。”

于是在不知该说晚安还是早安,该说再见还是永别的时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印制精美的戏票,放在我的手里就像放下那包面巾纸,“周五我们演出,你来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