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第2/3页）

在那些漫长无眠的夜晚，我会坐在桌前，扇着扇子，给聿明写信。写信的仪式感令我心安：将毛笔沾湿，把水洒在砚台上，持墨反复地打圈研磨。即便在烛光下，我也能凭借经验判断墨汁是否足够浓稠和乌黑。接着，我用毛笔沾些墨汁，在砚上一抹，稍停片刻，让笔尖与桌面垂直，然后写下我已经写了四年多的称呼：最亲爱的聿明。一旦提笔，我就渐渐心无杂念。我已经跟他说了阿梅发水痘的事，但还没提到阿州和阿豆也传染上了。孩子们没有得霍乱、猩红热、脑膜炎，可发水痘仍是又一个令人不快的消息。收到的坏消息多了，聿明恐怕会不再爱我，前提是如果他还爱着我的话。

不要，千万不要。我不能那么想。他依然写信过来，不是吗？他依然会向我问好，并问候孩子们，问候母亲，但这反而只令我想起往日他总会提的问题：我母亲好吗？这是他信里的第一个问题，永远都是第一个。要是他能在这里，亲眼看到婆婆的病情恶化之快，如此出乎意料的话……如果我们一起服丧，他把头靠在我膝上，我的泪落在他颈窝，那样的话，我才相信他还爱着我。

我在砚台上研着墨，直到墨汁乌黑得像阴森无比的地狱。但我的脑中依然一片茫然。最后我放下毛笔，吹灭烛火。他走的时候，我还是如花似玉的年纪。现在我已26岁，将至而立之年。他已经4年没在白天看到我的真实容颜。我不知道，当再见时，他会做何感想？我刚想上床，转念一想，或许到屋顶上能透口气。

当年我们热恋时，有时会牵手站在屋顶上。我不知道他是否记得。他第一次牵起我的手时，月亮细似柳叶杏眉，与现在差不多，只是今晚的月亮更低些，像海上升起的一道弯钩。我走到屋檐边，凝视着银白的月影。我想起4年前为迎接聿明回家做的那身衣服——粉色锦缎上洒满朵朵白菊。有一天，当战争结束时，我会穿着它去赴宴。

我赤足站在仍然温热的屋瓦上，想象绸缎贴身的感觉，似乎人也凉爽了些。我的伤风快好了，却还因为感冒这样的小事跟阿州发脾气，真是不可思议。我记得，4年前送聿明去码头，他最后叮嘱的话。要照顾好一家老小和下人们。

“我很抱歉。”我呢喃着，久久站立着，任由苦楚与悔恨掏空心灵。然后，我回到房间。我还要照顾活着的家人。我下定决心，要全力以赴。

然而即便我意愿良好，过了还不到一天时间，我就又违背了在屋顶上的承诺。

都怪我对孩子们的健康太过执着。这是我想说的理由——我一门心思，为孩子们的康复殚精竭虑，顾不上其他事。是真的。我不愿看他们卧床不起，不愿他们可爱的脸蛋被水痘和结痂弄得一塌糊涂。阿梅一会儿想起床到处跑，一会儿又嫌弃自己“难看”，想躲起来。阿州想抓痒想得发疯，不停地瞪圆眼睛蹦下床，在房间里疯狂兜圈子。可怜的阿豆，他只是躺在摇篮里，烧得浑身虚弱。我为他们三个担心。以如今的条件，即使像生水痘这样最常见的儿童病都可能有危险。生病亡故的例子比比皆是。仅一周前，马太太的孩子死于猩红热。最惨的是，因为突发的伤寒病，我朋友阿玲痛失了她可爱的小女儿。我自然会因此悬心不已。尽管如此，那天我在厨房中所说的气话，还是太不应该。

我坐在厨房桌边，给自己扇着风，喝着茶。阿桂在洗一个大白萝卜，素莉在房间另一头把生米中的谷壳和石子挑出来。“怎么能指望孩子们康复得好。”我嘟囔着，“他们的营养都不够。还有素莉的羊倌哪去了？我们两个多礼拜没看到他人了。其他人家大概付了他更多钱。”

“少奶奶！”

“他一定是病了。”素莉说，“要不然……”她转过身，盯着盆子。

她干脆嫁给那个羊倌算了，我心想。沦陷后，她在这儿，也不比跟他在一起安全。我吹了吹茶水。糟糕的是，羊奶并非我家的唯一问题。日本人把家里的好米抢走一大半，剩下的我们也吃光了。现在买到的，尽是些掺污发霉的碎米。“要能给孩子们吃点荤腥就好了。”我喃喃道，“他们吃了才能恢复元气。外面什么地方一定能弄到肉。”我转身问阿桂，“你肯定，该想的办法都想了吗？”我之前从来没对阿桂采买东西产生过怀疑。阿桂胆大机灵，忠心耿耿。可那会儿我一时脑子发热，昏了头。我双臂抱胸瞪着她。“说真的，”我愠怒道，“果真用心找，你总可以找到点东西。”

她愁眉不展，“是，少奶奶。”

第二天早上，阿桂不见了。素莉说她去了集市。到中午阿桂还没回来，我就明白了，她去找肉了。我早该猜到她会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