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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她衣襟上端解开，示意阿桂拉开窗帘。

“不要。”我说，“她怕亮光。她不喜欢……”可阿桂似乎更愿意听从高医生的吩咐，她把窗帘全部拉开。借着清晨的浅光，我明白了，医生已无力回天。婆婆的肤色一如前晚日落时紫丁香般的暮色。她胸前、脖颈、手臂上的疹子——现在，在日光中我总算看清了——它们触目惊心，像密密麻麻的蓝紫色晶莹颗粒。

高医生摇摇头。是球菌性脑膜炎的致命病毒，他说。发病如此迅速并不罕见。“我很抱歉。”他再一次说道。然后他建议我们对房间、裸露的皮肤和衣物进行消毒，不要让小孩靠近婆婆的房间。最后，他特别嘱咐了我擦洗遗体的方法，以方便入殓。

***

我一心只想把婆婆摇醒过来。我想抱着她哭喊呼号。我想拼命奔跑，跑到全身无力，彻底崩溃，号啕痛哭。但我不能。我需要料理后事。她的遗体要清洗。要给她买棺椁，置坟地。眼下厦门岛外被日本鬼子占领着，她不能和公公一起长眠在大陆的土地上。我只能把她葬到鼓浪屿的战时小墓园中，那儿曾是孩童的玩乐天地。而我最恐惧的责任，每时每刻都在心中挥之不去，是必须要写信告诉聿明婆婆的事。这一次不能再耽搁了。

晚上，我坐在桌前，搜肠刮肚地想词。很遗憾……对不起……坏消息，不，是噩耗……老天，我的挚爱，我不知……我该如何告诉他，他敬爱的母亲因为我照顾不周而与世长辞了呢？最后，我只简单陈述了事实，趁自己还没后悔，匆匆将信寄出。

之后，我仍需筹备大殓事宜，一定要办得体面风光。聿明会希望所有葬仪都严格按例操办，要与他母亲的名分相称，还要符合她先父、先夫的身份。毕竟，她曾是将军的千金，她的亡夫曾是前清科考状元、文试一甲头名、大清驻外使节。必须要操办得妥妥当当。聿明不在，所有责任就都落在我的肩上。

我咬紧牙关，硬生生地把悲伤咽进肚中，打理了一切事宜：筹划和安排、迎宾和寒暄、致谢和守灵。五天后，葬礼结束——婆婆已入土为安，唁客们早已回家，但我的事情还没完，我必须打起精神再写一封信给聿明。

夜已深，我拿出笔砚。我已把前来吊唁和参加葬礼的人列了清单，我对他们的赞美之辞和念旧之情都铭记于心。尽管，时过境迁，婆婆的地位已随先夫亡故而大不如前，但所有的熟人全部前来吊唁，一些人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我磨了一大片墨汁，用毛笔蘸墨，把所有来宾的姓名和唁辞都写了下来。如上封信一样，我只告诉了聿明具体细节，其他什么也没说。这两封信读上去，一定很像公事文章，写得一板一眼，我几乎认不得自己的笔迹。信写了足有三页纸，一行紧挨着一行。

写完后，我选了一颗印章，打开朱印瓷盒的盖子。信件末尾一般我只落个款，但这封信需要正式地盖上我的私章。我把石章刻面在墨印中按了几下，在白纸上试了一回，然后在我的落款下面用力按下去。当我把信塞进备好的信封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片刻之后，我猛然觉得双膝发软，那是另一种更加沉重的负担，一种排山倒海的悲痛，将我彻底击垮。我勉强走到床边，一头栽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