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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婆婆今天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出来走走真好。如果不能偶尔出来一下，哪怕是皇宫，也像在坐牢。”

白天的厦门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没有成群结伙的年轻人，没有闪烁着夜总会和赌场招牌的霓虹灯。不过，堕落气息和战时气氛仍然十分明显。即使是大白天，从鸦片馆的大门里依然飘出淡黄色的烟雾，中国汉奸跟着日本浪人大摇大摆地穿过商业区，寻找能够狠敲一笔的生意人。我们一路没有看到站在街边的“野花”，可几乎每个街角都贴着邀请路人去烟花柳巷逛逛的海报。“想找乐子吗？这边请。”海报上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女，内地人、朝鲜人和台湾人。上面毫不隐讳地向嫖客们指示着妓院地址：“第三中日友好俱乐部慰安所，前方500米。”

“我恨日本人。”我压低声音说。

“嘘。”

“还有英国人。”那些帝国主义国家趁着中国衰弱之际，迫使中国吞下鸦片，然后蜂拥而上，蚕食掠夺。如今，日本人做的是同样的事，而且手段更加凶狠。我们走了没多久，就看见一个路标，指向售卖海洛因的窝点。

“医院。”婆婆语气平缓地念着路标上的字。厚颜无耻的日本人一向喜欢用这种充满讽刺意味的委婉语，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了。虽然一上午看见的都是这些，不过去寺庙路上这自由自在的几个小时，仍然让我觉得很开心。

我们上岸后一直沿着中山路向上走，不时从人行道走到马路上，以便绕过脚步缓慢的行人。这条坡路走起来很辛苦，身上的汗珠刚冒出来，就被迎面的风吹干了。我心想，我和婆婆跟郝思嘉一样，都是坚强的女性。勇气和顽强的生命力，在战争期间尤为重要。街道渐渐变得平坦，人行道上到处是背后绑着个乌龟壳装饰的行人和慢悠悠逛街购物的人，我们只好一直在马路上走。这时一辆满载警察的卡车拉响刺耳的警笛从后面驶来，我们匆忙跳上人行道。

终于，我们看见了千手观音寺。寺庙红蓝相间的飞檐和贴金的彩绘，与周围单调的灰瓦屋顶形成鲜明对比。观音寺的大殿有三层屋檐，层层相叠，最上层的顶部是一只凤凰。看到寺庙时我的眼泪差点掉了下来。战争没有毁掉观音寺，这里一如往昔——巨大的黑色香炉稳稳地立在三只粗壮的香炉脚上，信众们点燃香烛喃喃祷告，坐在一张破桌子前的代书人正为不识字的人代写情书或票据。算命先生们跟从前一样，坐在寺庙的广场中拨动三弦招揽生意。

其实我更愿意请昌佑寺住持帮我解读阿豆的八字。但是，不要说这次我没有胎梦，即便有，去寺庙的路实在太远太危险。我打量着广场四周的算命先生。其中有一位留着稀疏白胡子的老人，身边围了一小圈人。他像打坐一样，盘腿坐在垫子上，一双盲眼盯着对面矮木凳上的年轻女人。“35卦。”他用算命先生惯有的平淡语气说道，让人听不出他预测之事是吉是凶。风越来越大，呼啸着卷过屋顶，朝屋檐里面吹来。“离上坤下。”老人提高了嗓门。一阵风把他的胡子朝脸上吹去。听起来这个卦象不错，比阿豆的艮上坎下要好，不过任何卦象都是吉凶掺杂的。“他以后的官运不错。”算命先生接着说，毫不理会飘进嘴里的胡须。

年轻女人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一阵风掀起她的裙子，将裙摆一直掀到肩膀。算命先生定是真的失明了，对此视若无睹。“这个孩子要小心，不能贪墨啊。”他建议。

石子路对面的水桶发出咣啷咣啷的响声，人们慌张四顾。台风季已然来了。“有名望。有钱。这孩子命真好！”算命先生的声音随着飞扬的尘土和枯叶变得越来越大，可是谁会在乎一个孩子是不是“自负，有时略显肤浅”呢。鼓浪屿那些算命先生实在是愚蠢，我用不着他们告诉我，阿豆是个沉静善良的孩子。在这么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公正无私”的性格能有什么用？

那个女人向前拉了拉凳子。瓦片和百叶窗被风吹得格格直响，算命的盲人和年轻女人离得很近，似乎有意避开旁人，我听不见他在讲什么了。反正年轻女人只会记住她愿意听的东西。至于我嘛，我记得那些愚蠢的算命先生说的每个字，尤其是那些我不愿听到的话。“山下出泉。”有个算命先生说。“山泽损。”另一个人说，“会渐渐损耗。”天哪，他们说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时，不知街上出了什么事，人们开始四散奔逃，即便是在占领区，突然响起的呼喊声和喇叭声也显得非同寻常。女人推开凳子站起身，算命老先生的嗓门立刻变大了。“好心的太太。”他说，“供养的钱。要给神明供灯油啊。”伴随着他要钱的声音，三弦也发出哀怨的曲调。这时，之前围在算命先生身边的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我和婆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