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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会喽。我可是当间谍的好料子，你不觉得吗？”

邓鹏辉飞快打量了一下对方，年轻人身穿一件皱巴巴的棉外套，眉毛上方歪扣着一顶英式高帽，正满脸得意地笑着。“嗯，你的确是。”邓鹏辉说。

这位自诩的间谍转身去跟别人炫耀他的学识，我则上前主动问候邓先生。父亲已离世三年，但提起他的名字，我依然红了眼眶。

邓先生倒没在意。“令尊是位正直的人。”他说，“他眼光独到，无论是开发燕窝新市场，还是扩大橡胶生意，他的判断总是很准。”

我们并肩站立，凝视着这片将鼓浪屿和厦门岛分隔开的五百米海域。厦门天际线的基本轮廓并未改变，只是建筑被战火熏黑了，沙滩伤痕密布，海滨昔日的热闹欢腾不复存在。邓先生从马褂口袋里掏出一个皮面小记事本，“我每天早上都会来这儿。”他说，“所有军事行动，战舰、船只及飞机的数目变化，只要从这儿可见的，我都会记录下来。它们全在我日记里，有日期可考。”他又把笔记本放回口袋。

“您记这些做什么？”

“跟任何时间或金钱投资一样，它未来的确切价值是无法预估的。”他又掏出一只价值不菲的双筒望远镜，“你知道5月份那3天死了多少人？”

我摇头。

“没人知道。”他靠过来，低沉地说道，“但我能告诉你，从这里能看到的尸体有1168具，全部被遗留在沙滩上慢慢腐烂。数尸体，可不是件好玩的事。”他摸了摸鼻子，苦着脸说，“大部分人受不了那气味。”

“我也受不了。”我承认道，回忆起自己站在堤岸后面，用手帕捂着口鼻的情形。

“这些无辜的死难者理应受到尊重。”他说，“最起码也要把他们的数目记录下来。”他陷入沉默，凝望对面的沙滩，那些尸体曾扔在沙滩上被太阳暴晒，成为海蟹和秃鹫的腹中餐。日伪政权过了很久才下令把尸体拉去埋掉，那时尸身已经无从辨认了。

“你看。”他指着一艘在日本旗下飘着邮政小旗的汽艇，“每周的邮船。”不久前，在一片所谓恢复正常生活的宣传鼓吹声中，日本人重新启动了邮政业务。虽说食品和煤炭短缺，虽说有一半的工厂不是关闭就是控制在汉奸走狗们手中，但我们总算是有了正常的邮政业务。这是他们建立所谓的东亚“新秩序”，“小弟”拯救“大哥”的骗人花招之一。为什么国统区和敌占区之间连邮件都不能互通？邮船上载的是别人丈夫的家书，并没有我丈夫的。

阳光折射在雾岛号上，金光闪闪，一如那位知道它名字的男人的金牙。我搓搓手，庆幸自己穿了夹袄。一阵带着海藻味的轻风吹过脸颊。突然，藏在海滩下面的一只白鹭嗖的一声轻快腾空。我回头再去看邮船，船头激起的浪花在不停翻飞。蓦然间，不知怎的，我心中浮起一个念头，今天将非同寻常。今天，无论如何，我都会收到他的消息。

回家路上，这个念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走过剧院、澡堂，几乎脚不沾地，感觉不到脚下的鹅卵石，接着我走入房屋店铺林立的蜿蜒小巷，钢琴声从一扇打开的窗户里飘出来。我想象着聿明的笔迹，他的字潇洒自信，而且，身为工程师，他总是习惯性地为信件段落一一编号。

很快会有的。我一边想，一边为麻将牌局穿戴打扮。很快就能收到他的信。我拿出他走之前做的粉色旗袍。真好看。我抚摩了一下缎面，又放回原处。等他回来我再穿。今天穿这件兔毛里子的绿缎子旗袍就可以了。我把旗袍从头上套下，扣上侧边的金属暗扣。我心里暗喜，生了阿州才一个月，穿这身旗袍就已经毫不费力了。

佩俪让我带宝宝和奶妈一起去，我还叫上了婆婆。她是麻将和象棋的高手，却少有机会跟人切磋对弈。我想不会有人介意。

“记住，”离开前我告诉阿桂，“如果有信来，马上让素莉来叫我。我在黄府。”

“是商会主席黄立松府上吗？”

“没错，我朋友佩璐姐妹俩的娘家。一有信就马上让素莉来。”

***

黄府的内厅中，一个富贵之家为女眷聚会准备的东西一应俱全——窗边摆着玉树花，孔雀开屏的黑色漆木屏风上镶有用母贝和玉石拼成的梅花，麻将桌上备有西瓜子、五香花生、盐渍酸梅。桌边餐具柜上摆着一套为我们准备的茶杯，印着牡丹花，有杏、黄、白三色。茶具旁是一大束新鲜菊花，金色和绯色相间，还搭配了南天竹。

我很高兴能和她们一起坐下来，暂时把日寇抛到脑后。我们洗牌发出的轻柔碰撞声，像是退潮时海浪中的贝壳碎片在翻腾，让我想起大海、沙滩，以及曾经无数次的麻将牌局。有人在笑。窗栏在微风里咯吱作响，像水杯里冰块融化时发出的声音。是的，和朋友们在一起真好。我有些日子没见到阿玲和琪琪姐妹俩了。我们在美容院聊过几句，但距现在已经有好几个月了。阿玲暂停洗牌，手指理了理乌黑的秀发，“你烫的波浪真好看，安丽。”她说，“我的发卷都快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