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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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后两个月，我被派往巫山卷烟厂调试我们公司的电控设备，这个烟厂位于长江边上，我坐船沿着三峡逆流而上，带着两箱沉得要命的设备来到烟厂，住到了烟厂的招待所。

招待所位于半山腰，烟厂却建在山顶，分给我的房间在六楼，没有电梯，因此我每天的日程便如此安排：早晨起来先去水房接一脸盆长江水，放在水房把沙子沉淀到盆底儿，然后回到宿舍边抽烟边看一天要干的活儿，把盆里的水倒一些在杯子里，刷牙，然后把盆里的水换到另一个盆里，洗脸，最后下楼，爬山到达烟厂招待所去吃烟厂为我准备的一顿早餐——一个馒头外加一碗牛奶。吃完之后走到烟厂车间，和管事的电工小头目商量一大的工作，然后和工人一起接线，工人接完线后作鸟兽散，我独自一人留下来对着图纸检查，查出错误还得改正，然后到食堂吃中午饭，饭后为了不再一次爬山，只得又回到烟厂，来到办公室编写程序，下午接着接线。若干天后，接线完毕，我开始在电控柜前调试程序，总之，每天如此。惟一让我高兴的是晚上，我一个人沿着山坡走到长江边，在那里看江水从容流过，然后再爬一会儿山，来到巫山县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小吃摊，吃四川小吃，有时吃砂锅，有时吃汤元，有时吃米粉肉，东一嘴西一嘴，一直吃到吃烦了为止，然后爬山回招待所看一会儿电视，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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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当时我每天挣35元的出差补助，最多花5元，于是连工资在内竟然攒下了近6000元，8月初，公司又派来一个技术员协助我一起工作，我和他一起快马加鞭，又调试了一个星期，整条制丝线基本调试完毕，到我走的时候，五百多台电机已经基本按照程序有条不紊地运行，烟厂准备开始投料了。

此时，我被本地的无聊生活彻底打垮，决定打道回府，把剩下的琐碎工作丢给派来的技术员，然后坐船离开巫山，回到北京。

到北京没有一个星期，烟厂就出了事，由于巫山的变电站输出的电压偏低，烧了几台电机，同时也把我们公司的电控柜中的接触器烧坏了几个，由于备件不足，我又奉命去送备件，到烟厂后因为种种原因一时无法离开，如此反复折腾了一月有余，再回到北京已经9月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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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后，我每天上午到公司露一脸儿，然后就找个借口溜出来，东游西逛，要不就在公司的计算机前玩电子游戏，在巫山时烟厂里烟未儿乱飞，弄得我烟也不抽了，却养成了吃零食的坏习惯，兜里平时总装着点话梅之类的东西，有一天，我在西单因为往地上扔瓜籽皮被罚了十块钱，于是，戒了零食，恢复了抽烟，挺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朋友，形单影只，在家的时候，一遍遍看那些以前录的录像带，听歌，睡觉——以此来混过没完没了的时间。

整个92年秋季，我每天只吃一顿饭，睡12个小时觉，不接任何电话，不跟任何以前的朋友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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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正在电视前换频道，门锁一响，进来一人，原来是宋明，她见到我，睁大了眼睛，狂叫一声，扑了过来。不等我说什么，她立刻打电话给陆然华杨，说我出差回来了，利用那伙人在路上的时间，我们上床瞎忙一气，陆然敲门的时候，我们刚好来得及把扔在地上的卫生纸塞进床头柜边的时装袋里。

等到华杨和刘欣来了之后，我们下楼钻进陆然的福特车里，到工体附近的洗车酒吧去喝酒，喝得半醉之后，回到我那里飞华杨带的大麻，边飞边天南海北地聊天。

深夜，华杨提议去看看天安门广场，我们一行人驾车来到那里，偌大一个广场空荡荡的，夜风一吹，叫人感到有些冷，一小队士兵在广场边上巡逻而过，走了半圈后不知消失在什么地方，毛主席纪念堂前有两个哨兵，在我们一行人走过时用漠然的目光看着我们离去。我们走到广场中央，一字排开坐在地上，脸朝着长安街，看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天安门城楼在灯光中显出暗红的颜色，金水桥的白玉栏杆闪着白光。

华杨讲了五个黄色笑话后，搜索枯肠，发觉我们之间再也无话可讲，陆然从始至终就像一个等待解放的奴隶一样等待大家散去的建议，好开着他那辆；日福特逃之夭夭，刘欣把话题引到了姑娘身上，见没人响应，于是就把所有的人视同陌路，我从始至终就没什么精神，基本上不怎么说话，所有的人都不搭理宋明，好像她召集的聚会是个错误一样。事实上，这次聚会确实是个错误——华杨和刘欣两人因为利益关系相互牵扯，他们有时彼此不合，但又无法脱离对方，所以在人前摆出一副相互讽刺的架式，陆然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他自己的表达世界里，对他们不感兴趣，我懒得在里面穿针引线，对一切可能形成谈话的话题毫不理睬，宋明显得十分可笑，她现在成了我们四个都反感的那种姑娘，她自己也可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把带来的酒喝完后，宋明说她困了，于是，所有人都长出了一口气，分头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