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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时间地点都不固定，有剧本写时忙得恨不能四脚并用，没有时又闲得要死，整日无所事事，因此生活极不规律，两年下来，身体变得坏得要命。
老朋友成家立业，事业有成，渐渐与我断了往来，只在逢年过节打个电话，新朋友几乎全都是自由职业，基本从酒桌上认识，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多数时间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逛书店，买录相带，在家做饭，酒吧嗅蜜，如此而已。
九五年是过渡期，对于那个浑浑噩噩的年份，我的记忆只停留在一些小事上，诸如赌博失利、一夜情之类，到了九六年，我已习惯这种生活，用四个字形容，叫做支离破碎。
九六年整整一年，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接到价钱好的剧本，生活拮据得无以复加，汽车也卖掉了，至于精神上也日渐颓废，过一天算一天，爱谁谁。
支离破碎，烂透了的生活，即使这样，在我身边也有些事情发生。
5
在梦里，经过一番搏斗，我还是被一只浑身花斑的南美大蜘蛛吃掉了，听到自己骨头碎裂的声音之后，我手脚冰凉地醒来，翻身的当口，把辛虹撞醒了，她头也不回地对我说：“大麻抽完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一丝不挂地坐到沙发上，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昨夜剩下的残酒，把头靠在沙发靠垫上，眼睛望向窗外，窗外，深蓝色的夜空像要自己飘走一样。我闭上眼睛，感到太阳穴在跳动。
辛虹是我三天前的夜里从三里屯一个叫翼的酒吧领回来的三陪，回来时喝得烂醉，
第二天晚上才睡醒，醒后浑身滚烫，说自己发烧了，我给她到药店买了一瓶退烧药，又过了一天烧退了，起来后我们一起做了一锅方便面，她吃完后打开电视，边看电视边把一瓶龙徽干红喝光了，并且和我一起把我的最后一块大麻抽完，后来她给我讲嫖客的故事，讲了四个嫖客以后便又睡去了。
6
我叫出租车停在亚运村１１号楼下，然后走进楼洞，坐电梯上到８楼，出了电梯往右拐，走了三米后来到朱玲的门前，我敲了几下门，里面传来朱玲的声音，接着是她的拖鞋声，门开了，朱玲站在我面前。
“进来吧。”她说。
我进了门，坐到沙发里。
“大麻没了。”我说。
朱玲给我端来一杯茶：“你先喝口茶吧。”
我伸手接过茶杯，喝了一口，把身体尽量往沙发里沉下去。
“怎么了？”朱玲问我。
“没什么。”
“情绪那么低落。”
“谁知道——一直这样。”
“这样不好。”
“是不好。”
“你还有钱吗？”
“有。”
“姑娘？”
“有。”
“原来是这样。”
朱玲笑了。
“你笑什么？”
“我觉得你挺有意思。”
“有意思？”
“是，有意思”
“朱玲。”
“啊？”
“谢谢你。”
“谢我？”
“当然。”
“为什么？”
“你帮我买大麻——”
“这没什么，顺手的事儿。”
“可我什么也没干——天天呆着。”
“那不挺好嘛——总比干坏事强。”
我低下头，不知说什么好。
朱玲去了一趟厨房，回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小信封，她递给我。
我接过来，捏了捏，信封里是一个小塑料袋，里面是一小块大麻。
我把它放进兜里。
然后，我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水。
朱玲看着我。
“朱玲。”
“啊。”
“本来我不想告诉你——”
“说吧。”
“是坏事。”
“没关系。”
“我和辛虹在一起，她是我从三里屯带回来的一个姑娘，有性病，昨天夜里，我喝多了，跟她睡觉，没带避孕套。”
“你干嘛不早说？”
“刚想起来的。”
“那快去医院吧。”
“我一会儿去。”
“现在就去！”
朱玲急了，她三步并做两步，冲到门前，把门拉开：“快走。”
我看了她一眼，站起来。
“那我走了。”
“滚蛋。”
我走了出去，门在后面被重重关上了。
我靠在门上，吓了一跳，我突然感到有点害怕。
7
朱玲是我在“硬石”认识的，那时候是九四年，我二十六岁，刚刚开始写剧本，剧本的活儿时有时没有，有剧本写，就有钱花，就高兴，就能跑到外面混，没剧本写，就没钱，就不高兴，同样也要跑到外面混，总之，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和我的一班朋友天亮入睡，下午起床，聚在一起，往往一顿晚饭便吃到太阳落山，然后一起熬过漫漫长夜，直至天明。
8
在夜里，比起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电脑，或者一本本不知所云的书籍，我更愿意与别人在一起，无论那是些什么人，无论他们是好是坏，那是在九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