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底层（第2/18页）
根据最新的统计结果，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周就会有两个女人被男人杀害。尽管这些案件并不能全部归类到“荣誉谋杀”之下，但它们几乎都发生在亲密关系之中——“亲密关系同时也是危险关系”也越发成为人们的共识。希区柯克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认为是电视把谋杀带进每个人的家里：“有电视的地方，人们才知道世上有杀戮”。我没有对这期间各类报纸对阿梅德家族在沃灵顿的私人住所曝光的次数进行过统计，但次数应该不少，这些媒体人士就好像对他们家的安全负有责任一样兢兢业业。“莎菲莉亚事件”本身带来的启示是，我们不应当忽视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丑陋罪恶。就像我始终在强调的那样，一些罪恶正在以常态化、“理所应当”的面目，介入到女性的生活之中，而这恰恰是我们需要时刻警惕的。不过关于我要在本章中谈论“荣誉谋杀”是怎样与卢森堡和萨洛蒙——一个是卓越的预言家，另一个则生在欧洲最黑暗的时刻——产生关联的，其实还有其他原因。事实上，这种关联性意味着我们不应将“荣誉谋杀”仅仅看成愚蠢而残忍的落后文明产物，就将其与西方文明，尤其是西方女性在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众多遭遇割裂开来。就像是萨洛蒙的传记作者菲尔斯蒂娜那个令人恐惧的强调——种族灭绝“是将女人和孩子放在前面的艺术”。所以我们可以轻率地将“荣誉谋杀”仅仅看成针对女性的所有暴力中最极端的一种形式吗？在这里，我们必须牢记莉拉·阿布-利赫德（Lila Abu-Lighod）的警告，那就是“荣誉谋杀”对于评论者而言，往往会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似乎它总会营造出恰到好处的恐怖，这种恐怖反倒使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心安。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概括：这些掌握着话语权的西方评论者，似乎已经完成了一桩完美犯罪——而他或者她，却并不会因此受到惩罚。
在这一章中，我们会去看看以“荣誉谋杀”为名的那些最具代表性的恶行，同时探讨在这样一个家长制色彩依旧浓重的世界上生存，我们可以从这些例子中学到些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从英国的切斯特穿越到土耳其，去充分体验我们时代不同背景下的不同文化。我希望借此证明，“荣誉谋杀”并不是一种西方人可以掉以轻心的“地方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具有一定“普世性”——它会在这个不平等观念不断加深、善变且容易错位的世界的各个角落永远存在。
就在莎菲莉亚被杀害的2003年，“荣誉谋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进入了英国的司法体系——这一定义是伴随涉嫌谋杀自己十六岁女儿赫苏·尤尼斯（Heshu Yones）的阿卜杜拉·尤尼斯选择伏罪而确立的。尽管该事件曾几经波折，但基本事实是很清楚的。1991年，尤尼斯一家从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逃走。赫苏的父亲做起了库尔德爱国联盟在伦敦的志愿者。赫苏在西伦敦的威廉·莫里斯学院读书时，曾多次向老师表示自己对强迫婚姻的恐惧，但都遭到了无视。当她的父母发现了她与一个信基督教的黎巴嫩男孩的亲密关系时，她不得不从家中逃走——正是学校的老师以那个男孩让他们的学生（赫苏·尤尼斯）在课业上分心为由，向她的父母揭发了这两个孩子的关系。事实上，女孩早早就被安排好嫁给自己在库尔德斯坦（另一种说法是巴基斯坦）的表兄，还要经受令人屈辱的“童贞检查”。当她被追回来时，她的父亲怒不可遏，威胁要杀了她，还好她的母亲和兄弟进行了阻拦。他们回到了英国，不久她的兄弟们发现了女孩反复表达自己想要逃走的私人信件。她因此被囚禁在房间里，最终被她的父亲“伤害致死”——她的父亲随后割了自己的喉咙，然后跳下了自家的阳台。[1]
在审判前的访谈中，阿卜杜拉先是否认对自己女儿的死负有责任。他狡辩说女孩是自杀的，而自己因为万分悲痛，所以才从阳台上跳了下来，希望也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当地的阿拉伯社区为他筹措了高达125000英镑的保释金。但他不得不面对那些与他说辞完全相反的证人和自己良心的拷问。最终，他在法庭上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因此被免除了死刑，判处终身监禁。在评论者尤恩尼·威坎（Unni Wikan）看来，这一事件体现的是“一个特定社群糟糕的集体价值观，让一个男人认为杀死自己的女儿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尽管这一事件本身“更多地还是体现悲剧性本身”。威坎自己是个致力于拓展跨文化理解边界的人类学家，她的作品《法蒂玛的荣耀》（In Hon-or of Fadime）是关于法蒂玛·萨西达事件的研究专著。2002年，这个有着瑞典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二十六岁女孩，同样被自己的父亲杀害。事件本身使她个人具有的所谓“意义”得到升华。“我有几次犹豫不决，因为我好像为我不想同情的人提供了太多同情。”萨西达在公开的网站上这样写道。她的困境对我们也有所启发。“荣誉谋杀”这类犯罪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中有太多的不可理解。兄弟怎么会杀死自己的姐妹，父母又是怎样地丧失人性，才会对自己的孩子痛下杀手？但很多时候，问题本身就隐藏了自己的解答：它是无解的，而它的不可理解与它的非人性因素紧密相连。它们的发生提供的是一种边界，让我们见识到人类理性之外的世界，人们对某些行为的判断法则已经超越了人性界限。这些事件通常是悄无声息的，没有什么故事好讲，没有什么声音会被听见，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心灵需要被理解。但事实是，我们有太多内容需要从这些死去的女人身上了解——关于她们的家庭和她们自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一章里，我会把矛头指向那些所谓的质疑者，考察他们为何会认为莎菲莉亚在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