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冠花的红，柳树的绿（第2/4页）

这让我觉得很不得了。从小我们关系就好，甚至被别人嘲笑说是什么“同卵双胞胎姐弟”或是“近亲乱伦”。但在我这样的姐姐面前，在那么疼爱他甚至让他去留学的父母面前，还有高度评价且深信他的才能，忘了是叫舒尔兹还是史托兹的那位德国学校的教授面前，他都拒绝拉小提琴，却竟然在别的地方“偶尔拉”。

说是沙龙，但并不是定期的集会，那里只是普通的人家，总有人聚在那儿而已。那所位于东京郊外的独门独户的破房子里，住着一对古怪的夫妇。据说房子是租的，那位妻子瘦瘦的，个子不算高，只有头发和手脚特别长，她说：“人都是很快就会死，不明白那些要买土地的人是怎么想。”

无论什么事情，她都是这种腔调。

“哎，我们没有孩子，也不用为谁留点什么。”

比妻子更理性的丈夫补充道。但那所房子里也有孩子到处乱窜。开始以为是亲戚家的，但不是，据说只是邻居家的。那座昭和初期修建的日式房屋当然带院子，院里长年杂草丛生。

几年前，弟弟被一位同性恋朋友带去那里。他说，在那里待着很舒服，一眼就相中了。

我与阿郎在那儿相遇。那个迷惑女人又迷惑男人、温柔又自私的不良中年男人阿郎。

聚集在沙龙的人，除了孩子有一半是男同性恋，其中再有一半是医生。不知为何，其中医生的百分比很高。事先说明，阿郎两者都不是。他是活动策划人，虽是博爱主义者，却是异性恋。

我人生的混乱便始于那个沙龙。

我在门口角落的吸烟处吸着烟，萤火虫的光和告知闭馆的广播一起在空气中游荡开来，如同被一起赶出来那样。弟弟回来了，眉开眼笑的。音乐、绘画，还有某种电影及戏剧总会让他兴致高涨。

“尽兴了？”

我问，在烟灰缸里捻灭了烟站起身。鞋发出咣当声。

来到外面，没想到竟飘起了雪花，雪飘落在美术馆使用了大量玻璃的现代建筑上、尽是枯木的山景里，还有向下延伸到小城的宽宽的坡道上。

“好美。”我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抬头远望，呼出的气息是白色的。

“静得瘆人啊。”

弟弟也是双手插在口袋里，仰望着天空说。我的视线回到地面，沉迷地看着弟弟仰起的侧脸。

“好俊俏的脸。”我阐述着感想。

旁边的停车场空空如也，那块空阔的地上白天也许停了许多观光大巴，现在却只停着应该属于职员的两三辆私家车。

“喂，我们怎么回去啊？”

我一问，弟弟也瞬间愣住了，说“我去问问”，快步折回了美术馆。

我们用入口侧面的公用电话叫了出租车，等了三十分钟。来关大门的人怜悯地看着我们。飘落的小雪中，我们终于坐上了出租车，此时太阳早已下山。

“好冷。”我哆嗦着说。弟弟说：“饿死了。”

回到市里，霓虹灯到处闪烁。冷是冷，但哪儿都没下雪。我们进了车站前的饺子馆，店中央烧着煤气暖炉。

要了两瓶啤酒和两盘饺子。

“哎？亚纪怎么来着？”

夹着小小的、煎得脆脆的饺子，弟弟很愉快地问。除非有特别伤心的事，一般他都很愉快。

“听我说。”

我兴致勃勃地说起来。说那个明知别人为出门请了带薪假，却在这天上午十点突然来访的能说又好色、又无所顾忌的女人。

她叫市原亚纪，据说高中时患了重度抑郁症，几次自杀未遂，反反复复住院出院。借用她的话，说是“抑郁症导致她有意怀孕了，为了不被迫打掉，一直保守秘密，但最后还是流产了”。只听这些会觉得很心痛，但现在二十一岁的她已经彻底恢复，变成了一个只在名义上“帮忙做家务”的能说又好色，又无所顾忌的女人。虽然是个美人，嘴却很损，让周围的人感到棘手。

“我来玩了。”

一打开门，亚纪麻利地脱掉鞋子进了屋。让亚纪说的话，我是个“把她的阿郎横刀夺爱的可怕丑八怪”。

然而在这方面，我更相信阿郎的话。

“怎么可能，我跟亚纪什么都没有，一根指头都没碰过她。唉，但有几次她自己把衣服脱了，为给她穿上衣服不得已碰过她的身体。”

“你今天请了带薪假吧。那我可以在这儿慢慢待着了。”

亚纪从厨房取来刀，一圈一圈削着我为喜欢水果的阿郎买来的日向夏蜜柑的皮。

“开什么玩笑。我现在要出门呢，吃完你就乖乖回去吧。”

知道。亚纪说。

“是和你弟弟出去吧？听阿郎说了，我们是网友，不管什么都会告诉对方。在邮件里，连平时跟谁都无法启齿的事都可以坦诚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