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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本不知道彼得罗的父亲是谁，但是我所有的同学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带着敬意，于是我又开始被邀请参加聚会，或者去馆子聚餐。我甚至怀疑，他们邀请我是为了让我也叫上彼得罗，因为他通常都一个人独来独往，忙自己的事情，对集体活动毫无热情。我向周围的人打听，才渐渐明白了我的新朋友的父亲是什么样的权威人物——他在热内亚大学教授古希腊文学，也是一个社会党的要人。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在彼得罗的面前，我变得不再那么活跃，因为我害怕自己会说错话，或者过去已经说错话了。当他继续说着自己的论文（论著）的时候，我担心会因为说错话而丢脸，我越来越少说到我的论文。

一个星期天，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的宿舍来找我，想让我和他家人吃饭。他说他父亲、母亲还有姐姐会来大学找他。我马上变得非常不安起来，我想尽量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我想：在他们面前，我也许会说错虚拟式，我也许会笨手笨脚，他们都是阔人，会有一辆大汽车，还有私人司机。我会说什么呢？我一定会呆若木鸡。但一看到他们，我就平静下来了。艾罗塔教授中等身材，他穿了一件皱巴巴的灰色衣服，脸很宽，满脸疲惫，戴着一副大眼镜，当他摘掉帽子时，我看到他的头顶已经全秃了。他的妻子阿黛尔是一个很瘦的女人，不是很漂亮，但很优雅精致，服饰一点儿也不夸张。他们的汽车和索拉拉兄弟买跑车之前开的那辆“菲亚特1100”一模一样，我发现，车子不是司机从热内亚一路开过来的，而是马丽娅罗莎——彼得罗的姐姐开过来的，她很漂亮，眼睛看起来很聪慧，她马上拥抱了我，亲了我的脸颊，就好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你一直从热内亚开到这里？”我问她。

“是的，我喜欢开车。”

“驾照很难考吗？”

“一点儿也不难。”

她二十四岁，已经在米兰大学教授艺术史了，她研究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科。她知道关于我的所有事情，也就是说，她弟弟知道的事儿——我的研究兴趣，她知道，艾罗塔教授和他的妻子阿黛尔当然也知道。

我和他们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早上，他们让我感到很自在。他们和彼得罗不同，我和他父亲、母亲还有姐姐谈论的内容非常广泛。我们在他们住的宾馆餐厅里吃午饭，艾罗塔教授和他的女儿，就一些政治问题进行了调侃和辩论，这些问题我从帕斯卡莱、尼诺，还有弗朗科那里听说过，但我实际上了解得很少，对有些事情甚至一无所知。他们会说出类似这样的话：“你们落入了阶级合作主义的陷阱，你们把这称之为‘陷阱’，我把这叫做‘调解’；这种调解只对天主教民主党人有束缚；中左派的政治很复杂，假如你们觉得它太复杂，可以回来继续做社会党；国家陷入了核危机，迫切地需要改革；你们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你们站在我们的立场会怎么做？革命，革命，还是革命！革命可以把意大利带出中世纪。要不是我们社会党的执政，学生如果在学校里谈论性的问题，可能会被关起来，那些在街上发和平主义传单的人也可能会被关起来；想想看，你们怎么对待《北大西洋公约》的；我们是一贯反战的，反对所有形式的帝国主义；你们和天主教民主党党争，你们还能抗美吗？”

他们快言快语地说着这些话，兴致勃勃地辩论，这可能是他们一直以来养成的习惯。在这对父女身上，我看到了我从来没有过的体验，我永远都不可能有的体验。这种体验是什么呢？我一时也无法具体地说出来，那也许是一种因训练而得来的能力，让世界上的事情成为自己私事的能力；而我，也就是在考试中才能炫耀一下自己知道的信息，我总能考到一个好成绩，但这根本算不上是一种重要的能力，思维模式才是最重要的，不仅仅是把每件事情都缩小为个体的战争，还有自我的表现。马丽娅罗莎很友好，她父亲也一样；他们俩讲话都很严谨，一点都没有加利亚尼的儿子——阿尔曼多或者是尼诺身上的那种言过其实；而且，他们在谈论政治问题时，语气里充满了热情，而我在其他场合听人们谈论政治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那些谈话冷冰冰的，只是为了炫耀，和我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剑，没有前后联系地谈起了对越南北部的轰炸，这个大学那个大学的学生运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成千上万个反帝国主义策源地。女儿好像比父亲更了解情况，马丽娅罗莎知道的事儿可真多，她说话的时候好像总是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来，艾罗塔用一种责怪的眼神看了看他的妻子，阿黛尔对女儿说：